辽代惕隐的职任与迁转

惕隐作为契丹民族所建立政权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官职,在辽代政治历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惕隐这一辽代官职也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既往学界针对辽代惕隐的群体演变历史、机构设置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笔者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辽代惕隐职任和迁转的角度对惕隐这一官职进行分析,以便对辽代职官相关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探究。     

辽代石刻碑文用韵及辽金文韵比较

金代文赋用韵与辽代石刻碑文相比大体相同,但也有差异：阴声韵中,歌戈、鱼模、尤侯三部与辽代石刻碑文表现一致;家车、皆来、支微、豪萧四部则略有不同。阳声韵中,江阳、庚清、东钟三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相同;覃盐、寒先、侵真三部则有不同。在入声韵中,屋烛、德质两部的表现与辽代石刻碑文中的表现一致;觉铎、月帖两部则有一些差异。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其中包含契丹人、汉人和吐谷浑人。辽代“善医”者虽然出身不同,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卑微的下层民众,但却都因为其精湛的医术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他们或成为专门的医官,或为朝官、部族官、地方官。此外,石刻文献和《契丹国志》也提及有“善医”官员数位。从“善医”者的仕进看,辽代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     

辽代功臣制度初探

针对辽代功臣制度研究不足的现状,以《辽史》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利用了辽代的汉文石刻材料。结果表明,辽代功臣制度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功臣号授予方式包括“初赐后加赐”和“赐后改赐”。得出如下结论：辽代的“功臣”被赐予社稷大臣、属国的国主、耄年和致仕官员以及功勋后代;一般情况下,带有节度使身份的官员才有被封赐功臣资格。     

石刻所见辽朝捺钵“随驾”官考探

“四时捺钵”是契丹辽朝的一种特殊制度。为保障契丹皇帝等人捺钵活动的正常进行,设置“随驾”禁卫安保、“随驾”物资供给以及“随驾”仪鸾典礼等诸类职官势在必行。此类职官《辽史·百官志》等文献缺载,仅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钩沉并利用石刻文字资料对部分捺钵“随驾”职官进行索引探微,既可弥补《辽史》记事之缺漏,亦能填补捺钵制度研究之空白。     

试论辽代青铜莲花形熏香炉的形制特点

辽代的民族融合是在自然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辽代石刻看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已婚女性有着诸多的要求和规范，达到这种要求和规范的，即成为“贤妇”。这种对已婚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反映古代社会中的“贤妇观”。时代不同，人们的贤妇观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从辽代石刻出发，尤其是以墓志铭为中心，来具体探究辽代社会中的贤妇观。通过这些石刻资料，我们可以认识到，辽朝时期的贤妇观主要体现在女性的侍养舅姑尽妇道、辅助其夫尽妻道、生育子嗣尽人道以及治理内务尽才干等方面。     

辽代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儒学

有辽一代二百余年间,契丹族统治者积极推行有利于地方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辽海地区的学校教育和儒学等均得以快速发展,成果喜人。官、私并举的各级学校数量迅速增加,为科举选官提供了大量青年才俊;不少以儒学见长的契丹族、汉族及渤海族官贵人士,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原则,在这片热土上,建功立业,颇为时人所称道。     

石刻所见辽代宫廷服务系统职官考——《辽史·百官志》补遗之四

辽代官制承唐仿宋,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亦不例外。但由于《辽史·百官志》的疏漏,对一些辽代宫廷服务系统的职官不见记载。根据钩沉出土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可对辽代宫廷日常物用服务类职官、侍奉役使服务类职官、官苑畋游服务类职官以及随驾差遣服务类职官进行考证,以弥补《辽史·百官志》记载的缺漏,并有益于学者对辽代宫廷制度史的研究。     

近30年来辽代自然灾害问题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对文献与石刻材料的发掘和解读,辽代自然灾害研究已悄然起步。灾害种类、自然与人为因素、不良影响、政府与民间应对措施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已达成相当共识,在分析文本材料的基础上已逐渐走向多学科交叉研究新趋势。但辽代自然灾害研究总体上仍偏重于大范围及某一灾害整体,对具体区域及民间主体等问题着墨较少。     

辽代封王情况梳理——太宗朝至穆宗朝

爵位的封授在封建王朝中占有重要作用。其中封王作为爵位封授的最高形式,不仅代表了一系列受封高等级爵位的群体,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王朝的经济、军事、政治等很多方面。《新唐书.百官》＂皇兄弟,皇子皆封国为亲王＂是为一等爵位。可见被封为王的群体在唐王朝中的显赫地位。一般认为,辽承唐制,那么辽代王爵封授情况又如何。辽作为一个由北方民族统治的大国,其王爵的封授又呈现出哪些与中原王朝相异的特点,等等。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系列问题,笔者首先对辽代王爵封授情况加以梳理、甄别、以求以此为基础,为进一步研究辽代的封王制度提供前提。     

近三十年来辽代枢密院研究述评

辽代枢密院研究一直是研究辽代政治的重要问题。从检索的文献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国内学者张亮采、傅乐焕等人,这些研究都比较零散,没能形成系统性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石刻资料的不断发现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辽代枢密院研究越来越系统化,出现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本文将选取一些比较系统、权威的文献及观点,主要是从辽代枢密院设立渊源、时间、职官设置以及执掌权限、汉人枢密院等问题来进行综述与评议,希望能为辽代枢密院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辽代酒务官初探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北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的酿酒业规模庞大．酿酒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正因如此,辽代的官僚中出现了以酿酒、征收酒税为主的大批官吏,即酒务官。由于酒务官为低级官吏,并且《辽史》中完全没有相关的记载,至今对于辽代酒务机构及官员设置鲜有研究。为此,将辽代酒务机构的石刻资料进行整理,通过对辽代酒务机构的组织结构及酒务官的出身进行分析,以期对辽代酒务机构及官员设置的研究尽微薄之力。     

辽代高僧“杖锡”“挂锡”及相关问题探究——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代高僧之＂杖锡＂与＂挂锡＂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类,其目的较为明确。高僧们＂杖锡＂游方之路线长短不等,＂挂锡＂住止之地点多寡不一;他们每次＂挂锡＂住止之时间主要与欲达之目的相关。尽管如此,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高僧们圆寂荼毗后,都将回归于出家之寺院塔葬。此外,辽代＂杖锡＂＂挂锡＂之高僧多非专属一宗一派,遂致辽代佛教呈现显、密合一之态势。     

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

在辽代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供养行为。钩沉辽代考古实物资料和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辽代佛教信徒所供养的对象为“佛”（诸佛造像、佛塔舍利）、“法”（各类佛经）、“僧”所谓之“三宝”;施供之物品种类繁多,但以香花灯烛及衣食等为主;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分布于辽代社会各个阶层;供养模式,多为夫妻与子女等“合家”供养,亦有邑社众人集体供养者;供养人为表示对佛的虔诚,往往还绘、刻自己的形象,置于被供养对象侧旁;供养行为的终极目的,或为赎罪灭苦,或为祈福消灾。     

北京地区辽代佛教综论——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佛教盛行是辽代历史与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北京地区为辽燕京所在地,不仅是辽朝的军事重镇兼经济中心,更是佛教文化中心,居于五京之首.北京地区现存的辽代石刻文字资料中,绝大多数为佛教遗留,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研究辽燕京乃至辽朝全境佛教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史料.辽燕京寺庙的兴修,从数量、规模和等级上来讲,都是继唐朝之后北京地区佛寺兴修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尤以皇室建寺最具典型性.佛经刻印之事,《辽藏》的集结与刊行都是以辽燕京为中心的;云居寺石经长达数十年的镌刻,不仅保留了《辽藏》的全貌,还极大地推动了辽境佛教文化事业的深入发展,并促进了燕京地区印经、诵经风气的盛行.辽燕京的舍利信仰是北京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是僧徒信士虔心向佛之重要见证.辽代燕京经幢林立,陀罗尼石棺和墓志的瘗埋也颇具特色,是本地区陀罗尼信仰流行的重要表现.     

有体有用：赵翼辽史学研究

清人赵翼关于《辽史》纂修的研究涉及其史源、纂修过程、纂修官、体例、内容的优缺点和史法。对于《辽史》的不足,赵翼能够较为客观地进行探讨,主张直笔和简洁的纂修思想。其对辽史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治,尤为注重治乱兴衰。受统治者“大一统”思想影响,赵翼提出天下以“中国”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格局,树立起较为客观的民族观和疆域观。     

奚族碑刻概说

现存的奚族碑刻共有7件，其中有唐代碑刻、墓志各1件，辽代碑刻1件、墓志2件，金代墓志2件。这些石刻史料是研究奚族的第一手的宝贵史料。本文对这些碑刻的出土情况、形制、内容、著录情况等略加说明，并阐述其史料价值。     

辽金承认西夏帝位的原因分析

辽、夏、金三国均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西夏在李元昊建国时,自称＂皇帝＂,但一直没有得到周边大国的承认。辽末和金末,辽金两国则分别以不同形式对西夏王的＂皇帝＂身份给予承认。辽金两国的这种做法是在各自末期,因所处内外环境复杂,统治危机加深,为保存自己共同应对外来敌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     

赤峰地区辽代晚期墓葬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风貌

自古以来,受＂祖先崇拜＂以及＂事死如生＂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丧葬十分重视。因此,墓葬往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风俗、宗教、观念等方面的情况,是当时社会信息的载体,也是社会文化风貌的主要保存形态。在赤峰地区,随着辽代晚期墓葬的不断发现和研究,墓葬成为探索辽代晚期赤峰地区文化风貌的重要媒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