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歇.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并分别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建设需要持续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侧重点的制定和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逐步呈现法治化、体系化的发展特征,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与实践成果.梳理建党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在历史经验中总结相应的经验启示.     

与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商榷——兼论党内法规体系化的路径与方式

法典化是国家法领域的专门概念,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渊源于法律法典化说,但该观点模糊了党内法规与法律之间的界限,缺乏法理基础和实践依据。法典化并非通往党内法规体系化的唯一路径,党内法规体系化不等于党内法规在规范上呈现“法典化存在形式”,但可以借鉴“法典化思维方式”。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党内法规之间的融贯协调,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包括集成型、汇编型和单行法规型,三种方式有机统一,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价值。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

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回应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的新要求,明确党内法规实施效能提升的新使命、新任务,是当前党内法规实施的重心所在.党内法规实施效能的提升,以党的领导根本政治保证与常态化精准化疫情防控法律保障的有机统一为前提,以党统领战疫全局、协调各方执法力量为基础,以强化疫情防控督查检查为支撑,以党法协同为路径,从协同效能、补强效能、监督效能的提升出发,形成党内法规实施体系建设整体合力.通过党内法规与疫情防控法律的统筹衔接,以及党内法规实施全链条中的复合型风险防控制度保障,为公共卫生法治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理论探索与制度构造

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作为政党责任制的一种,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制度效用,实现“党规之治”的意志表达。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生成逻辑可从价值、理论、实践三个层面透视：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根本价值动力,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实现党规之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构成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直接价值动力;党内法规之中权力、义务、责任的统一论,是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生成的内在机理;党内法规执行“宽松软”的现实困境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立规”向“执规”的重心转移,提供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建构的实践动力。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运行有赖于责任构成机制、责任监督机制、责任追究机制、宣传教育机制等一系列机制的有效运作,这些机制共同构成了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的制度内容。     

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语境下“党内法规”概念的历史流变

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重要依据,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术语,"党内法规"在其形成过程中吸融了"法律""纪律"和"法规"的政治情境,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最初使用,改革开放初期首次界定范畴,并于十八大以后获得概念更新,堪称中共近百年历史的"浓缩物"。在此过程中,它除了在概念形态上演变为"党规党法"和"党的法规",其政治地位亦由一般政治报告升至重大历史决议直至载入党章。"党内法规"概念史典型体现了政治实践对概念术语的塑造作用,是中国共产党致力探索"制度治党"的生动历史记录。     

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与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加强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其中关键的一环就在于不断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建立健全党内选举制度的一系列体制和机制,在完善候选人提名、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完善差额选举制度和完善党内选举程序等方面取得进展,以此来保障党内民主得以实现,使党内民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视角下党内法规制度效能提升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制度依据,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不仅关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现,也是依规治党得以长效化的关键,然而现实中党内法规的制度效能实现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实现了制度与行为、环境的有机结合,对于分析制度效能问题具有视角优势。借鉴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制度相关人-环境”三维分析框架分析可知,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实现受阻的因素包括内部因素、能动性因素和外部因素,具体表现为：党内法规的质量有待提高、部分主体的思想认知落后与法治能力不强、党内法规与环境的契合度不高。因此,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效能应从党内法规的内部因素、制度相关人的能动性因素以及制度环境的外部因素方面着手,全面推进依规治党。     

习近平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制度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法治理念融入管党治党实践、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基本路径。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制度治党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协调性、科学性、发展性,针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宏观设计,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党内法规的科学制定,党内法规的与时俱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及论述,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坚持制度治党,必须深入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思想,全方位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科学发展。     

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依规治党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党内法规建设的内核是党内法规文化建设,其决定着整个党内法规建设的方向和品质;党内法规建设是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法规文化共同成长的过程。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文化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需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诉求。     

合章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协同共治的中国式图景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新篇章,推动了合宪性审查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推进了合宪性审查主体、对象、范围、程序等关联一体的制度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能否成为合宪性审查的对象或者说能否将党内法规纳入合宪性审查范围,存在一定的争议。无论基于党章与宪法关系的理论审视,还是立足于合宪性审查本身的理论反思,党内法规接受合宪性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皆存在不足。构建中国特色的党规国法审查监督体系,需要合宪性审查与合章性审查在各自场域中相对独立运行,同时又相互衔接配合,两者并行不悖、关联互通。回应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化发展的需要,对照国家合宪性审查制度,应当重点围绕党内法规合章性审查的主体、对象和一般程序等,构建党内法规合章性审查制度,以形成合宪性审查与合章性审查协同发展的中国式审查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