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共治: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苏州市平江区社区体制创新探析

随着地方政府体制创新与职能转变.公民社会的发育与成熟必然提到议事日程.城市社区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社区的健康发展,一定意义上将推动与促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目前,国内城市社区模式众多,有的从民主角度,有的侧重社区自治,有的强调地方政府服务.其中,苏州市平江区以体制创新为特色的社区建设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苏州平江社区"1 4"体制架构的设想与法理依据,其体制创新的内涵与价值.对于探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路径、配合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形式、尝试地方政府与社区合作共治的治理之道以及充分吸纳社会力量推进公民社会成熟,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与启示——基于福州市鼓楼区的实践分析

持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效能,不仅是改善民生的基础环节,而且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步骤。社区治理是治理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探索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其实践亦成为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前沿领域。面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与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之间存在的"堕距",福州市鼓楼区着力推行"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创新"135"城市社区工作机制,是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突破口,探索其做法与启示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     

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以街区、社区和楼道为考察对象

城市文化治理是在一定范围的城市空间内,政府、社会和市民个体在价值观、生活实践和物质实体等层面多元合作、协商共治的过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研究从中观和微观层面将城市文化治理视为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挖掘其在不同层级但又相互关联的城市空间中的开展过程。随着城市"微更新"的发展,我国的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大尺度空间向基层空间下沉,街区、社区和楼道构成了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谱系。城市文化治理在街区空间注重官方意识形态的引导,在社区空间注重社群文化和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在楼道空间注重居民个体文化参与行动的激发,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城市、社群和居民个体之间多元互动与协商合作的空间治理实践。     

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逆行政化问题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治理的逆行政化趋势。国外的"反行政"理念为这一发展趋势提供了分析的框架。在当下中国,业已改变的城市治理环境以及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潜在的比较优势成为城市基层治理逆行政化发展的基本动力。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尤其是社区层面应在政府角色、社区性质、治理思路、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满足我国城市发展和转型的需要。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问题的凸现 ,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城市社会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需要以及城市现代化过程中追求人的发展的理念密不可分。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历经了主要由政府推动的初级形态 ,以及主要由市场推动、兼有政府推动、其内容兼具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复合形态两大阶段。对新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公民社会发展呈现历时性和空间性特征,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阐述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对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并结合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现状分析了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合理性。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样本研究

本文追踪近年来北京、南京等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种模式样本,分析其打破"居民委员会社区"的主导模式,拓展居民自治空间,建立街道级社区,压缩政府层级,精简政府机构,优化人员组成,整合社区资源的意义。它们预示着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改革的深刻变动与发展方向。     

基于居民认同的我国当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选择

现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政府以及多元主体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建设过程,是社区本来应有的特征通过重建得以完善的过程.社区建设的宗旨是实现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居民之同的交往和互助交流,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现代中国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硬件设施不完善、社区管理服务功能弱化、居民参与不足、人际交往缺乏、政府行政化色彩浓厚、居民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同题.这就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社区建设格局,使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协调配合,理顺基层党组织、居民委员会、居民、自愿者组织、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形成共同治理的现代城市社区建设模式.     

夹生自治:上海杨浦城市社区“三位一体”模式实证研究

以社会为导向的"三位一体"模式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本文以在上海市杨浦区的调查为基础,认为当前杨浦区的"三位一体"建设尚处在初始阶段,自治领域小、程度低、资源少、水平羸弱,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自治、合作、协调的意识和能力比较薄弱,各个社区治理和参与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三位一体"模式的成熟需要通过熟练的专业化队伍、科学的职能限定和角色定位以及民主伦理的实践来解决。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我国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构建及法律规制——基于河南省六市养老现状的调研

基于对河南省郑州等六市养老现状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针对我国现行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不足,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构建应以互助理念为切入点,以社区为依托,顺应国家"十三五"规划中建设养老服务业健康体系的潮流,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构建"4+5"养老模式的新思路,即集合政府、社会、社区与老人自身四方力量,以社区连接家庭与机构,同时结合互助理念和医养结合模式的优势,建设以"一刻钟"社区助老园为核心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同时,对城市社区互助养老模式构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进行预防和规制研究,以实现老人在社会各界以及彼此的扶持下守望美好未来的"安老乐老"夙愿。     

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

城市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与丧失的双重背景下出现的一股潮流,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缺乏理论分析。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时空特性基础上,提出“善治”和“重建社会资本”的双重目标模式。     

现代化视野下城市社区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城市社区治理遇到了挑战。尽管城市社区治理所处的困境是非线性甚至是多元的,但根本原因是城市社区居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薄弱、社会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治理的法治建设相对缓慢。在理顺政府-市场-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居民四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这是破解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

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我国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1+N+X”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基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作为治理手段的社区协商日益受到关注。已有的权威性协商、行政式协商、引导式协商、包容性协商四种模式及具体形式概括还较难阐释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的社区协商。随着"带回"学研究的兴起,把国家带回社会、把决策带到社区、把组织带入行为、将政党带入协商、将政党带进框架、将政党带入社会等范式逐渐浮现。结合中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政党视角有必要带入群议分析范式。天长市社区"1+N+X"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六单"协商流程显示:中国城乡社区已经形成了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这一模式充分展现了社区协商系统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等要素特征,既契合了国际上第四代协商民主最新理论标识的协商系统质量能力标准,也呈现了中国实践对国际理论的超越,是"真实性"协商。因此,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分析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对话打开了新窗口。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要运用好社区协商抓手,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协商。     

国家权力的介入与社区概念嬗变——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时期,城市基层社会在这一变动中产生激烈的动荡,90年代中期以来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由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城市社区绝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性地域社会.国家权力的介入使"社区"这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2000年之后,社区概念逐渐被政治化.社区成为国家构建出来的政治-社会空间,是国家为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问题的治理单元.可见,"社区"概念在中国所经历的辉煌本土化历程是国家权力介入的结果,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更是在国家权力推动下进行的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对社区概念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嬗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对中国的社区建设实践进行反思,为社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的地位及其目标

在现阶段城市社区形成过程中 ,群众自治组织难以自发形成社区建设所具有的形成新的城市治理体系 ,实现公共管理社会化的最终目标 ;政府所具有的权威和资源 ,决定了政府是社区建设的主导者 ,相应的 ,推动城市基层社会群众自我管理模式形成并构成政府社会管理新方式则是政府主导社区建设所要达成的两个基本目标 ,是社区建设过程中实现总目标过程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