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于“真”归于“哗”——论夏衍的戏剧观

作为20世纪戏剧工作者的一员,夏衍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不仅强调剧作家要在"真实性与必然性"的原则下描写现实中自己熟悉、关心的人和事,还以激励全国人民投入现实斗争为目的,提出"艺术为抗战""艺术为人民"的宣言。在这种"真"与"哗"相统一的戏剧观的基础上,夏衍又提出了要建立一种民族的大众的新的戏剧形式。对夏衍戏剧观的认识不仅对于研究20世纪中国的戏剧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当今戏剧创作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懒寻旧梦录》的叙事策略及其心理动机

《懒寻旧梦录》是夏衍重要的回忆录自传,其以"自我"为轴心观照世界的叙事实际上就是夏衍从自我主体视角出发对历史的另一种阐述。通过对《懒寻旧梦录》和夏衍他传的对比,考察夏衍回忆录的叙事策略,旨在透视其背后隐含的从政治文化视角进行自我重构的心理动机。     

从创作过程看鲁迅“杂感”的特色

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有它自身的特点,而且是别的文学样式所不可代替的。诗、散文、小说、戏剧、杂感、报告文学等等,莫不如此。各种文学样式作品的创作过程,也不尽相同。从创作过程探索某一文学样式的独特性,是研究文学的途径之一。但是,由于学术界对杂文的概念理解不一,造成了一些近乎不必要的论争,因此,在进入本题之前,我不得不就杂文的概念作一简略的说明。鲁迅在使用“杂文”、“杂感”两个名词时,是注意其区别的,那就是前者包括后者,而后者并不包括前者,“杂文”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杂文”包括多种文体,狭     

“忧郁”：《上海屋檐下》的隐型意义

夏衍名剧《上海屋檐下》描摹上海底层人民生存境遇的主旨,源于1956年作者的后叙述而定论。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大众、作者与意识形态“合谋”之下的“意图谬见”。文本的隐型意义在于中国革命以及19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陷于革命、情爱与生存等诸多困境中的“忧郁”情怀。夏衍作为批判者的警醒与冷静,以及身为历史在场者的沧桑与悲悯,逾越了文学史家眼里左翼革命家身份的界限。     

阴囊内的“蚯蚓”

成年男性甚至不少青春期前后的青少年会在阴囊内突然摸到像蚯蚓一样的东西，有的还有坠胀疼痛，到医院检查说是精索静脉曲张，有的人不以为意，也有人惶恐不安其实这是男性很常见的一种病症，但因其可导致相当一部分人不育，所以需要引起重视。     

夏衍剧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新解——夏衍剧作人物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在中国话剧史上,夏衍及其作品的存在是耐人寻味的.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大题材和表现主题之一,在夏衍剧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得到其独特的关注.在平民知识分子形象身上倾注着他太多的心血和情感,也能经得起时光的考验,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出现与存在,奠定了夏衍的文学史地位.     

“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上)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桂林的地位日渐重要。周思来同志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次到桂林检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工作,并与文化人士联系,作出指示。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思来同志的部署下,大批文化人士陆续撤到了桂林、重庆等地。以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为总编辑的《救亡日报》,胡愈之和张铁生主编的《国民公论》等报刊,相继迁来桂林出版。田汉、夏衍、邵荃麟、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等先后较长期地在桂林从事抗日文化活动。文化、新闻、出版事业的勃兴,使桂林获得抗日救亡“文化     

鲁迅杂文文体考辨

鲁迅是在"短评"基础上产生"杂感",又是在"杂感"基础上产生"杂文"的,梳理"杂文"的这一形成过程,可见其有"短评"和"杂感"不具备的特征.这种情况更主要体现在鲁迅前期创作中,后期虽有所延续,但三种不同文体各自的特色在他的杂文中又常常融为一体得到表现,这在他1933年杂文文体创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鲁迅30年代中期为"杂文"正名,与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针对的又是其时京、海派联手在文坛上掀起的"小品热",由此而有他对杂文功能和作用更为确切的定位.     

中国现代话剧中的“阿尼玛”情结

本文从心理学中女性特质研究的角度探讨中国现代话剧史。具体以田汉、曹禺、夏衍三位话剧大师为典型代表，从作家本体的女性特质、中国古代戏剧中女性中心说的承袭以及现代话剧中有关女性主题的深入挖掘等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拼命挤”的破产

二十年前,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写过一篇《电车上的杂感》,大谈其乘电车的两种心情:上车前,“总希望自己能够拼命挤上去”,若有人阻止,心里便“非常反感”;一旦“挤上车”,心情就发生“突变”,“希望上车的越少越好”。一九六二年,在上海钜鹿路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鼓着金鱼眼,又津津有味地重弹“乘车”老调。当时听了颇觉纳闷,现在细细一想,发觉透过这件事,倒是很能说明姚文元的“人生哲学”。他的政治生涯,倒不失是一篇“拼命挤“的历史。     

《尚书》与中国小说

历史散文是中国小说的主要源头之一.《尚书》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散文集,其中后人拟托的伪古文《尚书》;虽非伪书而同样是后人追记或假托的虞书和夏书;商书、周书的许多方面都蕴含着许多小说文体的因素,并对后世的小说文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僵死与解放——20世纪文论札记之三

文革文论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推到了极致,凸显出了僵硬的文化专制的特点;新时期刘再复的文艺主体性的文论则既是对文革文论的有力反拨又是人本文论的启蒙,带有思想解放的性质.     

论《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

《吕氏春秋》在成书之后,在汉代流传过程中,篇目次序发生了变化。《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各篇的编排依据,不是按＂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思想而来的,而是按照《序意》篇所说的＂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的原则编排的。《季秋纪》下属四篇与《孟冬纪》下属四篇之间位置颠倒,这是人为的,性质与《十二纪》＂纪首＂割为《月令》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印证＂春生夏养秋收冬藏＂的阴阳家思想。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现代随笔的文体命名及内涵刍议

“五四”新文学时代 ,现代随笔的创作繁荣一时 ,但“随笔”的命名与内涵尚未及统一 ,随笔这一文体便被左翼文学排斥至文学边缘。这给当代随笔的文体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从现代随笔的滥觞、朱自清的“散文观”、周作人和鲁迅的“随笔观”等角度入手 ,在现代散文众多的命名中寻找随笔的源头 ,以期为当代随笔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试析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军事失利的原因

北宋中后期,宋夏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虽然北宋的国土、户口、耕地、军队兵员、经济实力,均远远超过西夏,但宋夏战争初期北宋却在几场重要战役中惨遭失败。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宋朝建立后,宋太祖及宋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固然加强了中央集权,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但其中一些防范措施却走向了反面,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其次,宋夏战争初期,北宋朝野上下对西夏极为轻视,结果战略决策失误,最终导致惨败。     

《青色魇》：沈从文40年代对佛经故事的重说

写于1946年的《青色魇》,讲述了佛经典籍《法苑珠林》中驹那罗王子的故事。同《七色魇》其他文章一样,《青色魇》也呈现出晦涩难解的文本状态,评论多将之称为“抽象的抒情”。从佛经故事重说的角度将之与上世纪30年代的《月下小景》进行比较,不难剖析这种“抽象抒情”文风形成的深层原因。     

湖南湘乡方言非组字的今读分析

湖南湘乡非组今读声母均为舌根音,部分乡镇方言中奉母读为舌根塞音;奉母的舌根塞音源于三等重唇音的分化以及匣母的影响;奉母的舌根塞音在未来演变中会擦化为舌根擦音,进而受普通话影响发生唇化。     

从高校学报“栏目主持人”的职责看其素养要求

高校学报＂栏目主持人＂的职责主要是负责栏目的选题策划、组稿、审稿;＂栏目主持人＂必须能准确地把握用稿的政治尺度;要有奉献精神,公平、公正,廉洁自律;有全面的、深厚的本学科的专业素养和一定的编辑学修养;有较高的业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