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孙景夏

<正> 在蒲松龄的交游中,孙景夏还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除路大荒先生在《蒲松龄年谱》中略提过一句外,其它研究者很少语及。其实,孙景夏与蒲松龄之间,不但交往时间长,关系密切,友情深厚,而且在《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中,孙氏也曾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至于两者在生平遭际、思想倾向方面的相似以及相互影响,更值得蒲学界去深入探     

中华书局将出版《蒲松龄集》及汇校汇注汇评本《聊斋志异》

中华书局将出版《蒲松龄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特请路大荒先生把蒲氏的遗著重新整理。路先生所藏蒲氏作品最为完备,对蒲松龄研究有素。这部集子除将新近发现的《聊斋词集》全部列入外,其余《聊斋文集》、《聊斋诗集》、《聊斋俚曲集》和杂著等,很多以前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书前并附有《蒲松龄年谱》,把蒲松龄所处的历史时代与他的生活、作品按年排比,足供蒲松龄研究者和文学史写作者的参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时还将出版《聊斋志异》的汇校汇注汇评本,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具有较为丰富的参考资料的本子。《志异》过去流传最广的是乾隆年间刻印的青柯亭本,共431篇,     

以情纬文 卓见史识——评李永祥著《蒲松龄传》

<正> 阅读李永祥先生的《蒲松龄传》,我感觉到了著者的激情与眼力。传记作为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须具备“以情纬文”的要素。传记若丧失了充沛的感情,有可能退化为冷冰冰的年谱,无法让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与情绪感染。永祥先生能心契神合地去感知蒲松龄及其作品,跨越时空距离而与蒲松龄结成知己。这部传记,行文流程有一气呵成之势,这大概可归因于激情的同化力。传记固然需要情来,但更重要的是能提出一些独到的学术见解,这就涉及到“史识”的问题。史识大约近似于令人所说的“眼力”。《蒲松龄传》     

评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

清代人所编元好问年谱,以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凌廷堪《元遗山先生年谱》、施国祁《元遗山先生年谱》、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等影响较著。今人罢铖《元遗山年谱汇纂》比勘清人诸谱,兼采众家之长,广征博引,对谱主的生平交游、作品系年甚至文学思想都进行了精审详密的考辨,在整体水平上大大超过前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出现的几种年谱,如日本小栗英一《元好问年谱》、陈斋《元好问年谱简编》、降大任《元遗山年谱要编》、郝树候和杨国勇《元好问年表》、李正民《元好问活动、著述与金蒙时政、文化大事对照表》等,或以简驭繁…     

《黄公度先生年谱》质疑

钱仲联先生的《黄公度先生年谱》(修订稿,载《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五七年九月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年谱》)出版后,很受学术界的重视。《年谱》材料丰富,引证翔实,为黄遵宪研究和近代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不少资料。不过,可能由于谱主的某些资料当时编者尚未见     

《贞文先生年谱》考补

1924年10月9日,我国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字琴南,号畏庐)逝世于北京。他的门生朱羲胄即着手搜集史料,准备为林纾编撰年谱。从1926年1月动笔,到1929年4月最后定稿,这就是《贞文先生年谱》。按:“贞文”,是林纾弟子为林纾私加的谥号。1949年,《贞文先生年谱》与朱羲胄编撰的《春觉斋著述记》、《贞文先生学行记》、《林氏弟子表》,合称为《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由世界书局出版。《贞文先生年谱》是第一册,出版时封面由郑孝胥题署为《林畏庐先生年谱》。 如果除去朱羲胄的封建思想不谈外,仅就材料蒐集、史实考证看,《贞文先生年谱》仍不失为研究林纾的一种很重要的资料。1961年台湾世界书局又重印此书,总题目改为《林琴南学行谱记四种》。因为朱羲胄并未去台湾,因此台湾重印此书时未作任何修改增补。解放后内地虽未重印,但较有历史的图书馆一般均藏有此书,今人撰写研究林纾的论著时也多从其中取材。但笔者感到:《贞文先生年谱》也有一些地方存在错讹或不实之处,而林纾生平中的一些重要事迹,也有遗漏,因此特作考补如下:     

1986年的蒲松龄研究综述

1986年,蒲松研究在资料整理、专著出版、论点多样化诸方面,均取得一些进展。一、蒲松龄著作及有关资料的整理、出版:1、《蒲松集》(新一版)1962年8月,《蒲松龄集》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编所编辑出版,路大荒先生整理.1963年路大荒先生根据新发现的《聊斋偶存草》等珍贵抄本,增补了《蒲松龄集》,是为二版。其增补诗歌,做“附录”。1986年4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重印《蒲松龄集》,因原整理者路大荒先生已去世,该书重印前由蒲松龄纪念馆盛伟做了一些校勘工作。     

“我以著述献中华”——深切怀念恩师郑鹤声教授

<正> 郑鹤声先生与世长辞了.但他的丰硕的著述,将与世长存.郑先生是一位早有成就的学者.早在学生时代,上海中华书局于1924年就出版了他的《汉隋间之史学》.1928年,即他27岁之时,商务印书馆就为他专门安排出版郑氏史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他撰著的《中国史学史》、《史汉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文献学》、《亚洲诸国史汇目》、《司马迁年谱》、《班固年谱》、《杜佑年谱》、《袁枢年谱》等著作.     

孟郊游邠州考

华忱之先生《孟郊年谱》(《孟东野诗集》附),对孟郊的行踪作了详细考证、内容颇为精审,但也偶有疏漏。孟郊曾西游邠州,《年谱》即未见录。关于孟郊西游邠州,其他学者也未论及,故略加考证。     

特约评论人语

<正>一个人的青春是美丽的。一个学者的学术青春更美丽,更富有魅力。当我看到袁世硕先生近期撰写的《接受理论的悖论》(以下简称《悖论》)时,第一感觉是为这位著名的文学史家的学术青春爆发力叫好。袁先生是以孔尚任年谱与《桃花扇》、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等明清文学研究而蜚声国内外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位年逾八旬的学者,竟以锐敏、宽广的学术视野,破门而出,向姚斯、伊瑟尔、费什三位世界级的接受美学大师发出了挑战。这是中国文学史家第一次旗帜鲜明的向世界接受美     

简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

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2万字,分十九个专题,对蒲松龄及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作了多方面的发掘、考订。书中有不少新见,如关于蒲松龄的初馆问题。《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文中提出蒲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一度在本县城北丰泉乡王家坐过馆。这给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这段话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而不再象以前误解为蒲在康熙十一年初馆毕际有家,这一发现为我们正确理解《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信息。再如《清初文字狱和蒲松龄谈狐说鬼》文中论述蒲松龄有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影响问题,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认为“清朝文字狱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     

龚自珍研究的崭新成果——《龚自珍年谱》评介

<正> 郭延礼著《龚自珍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了.这是建国以来有关龚自珍研究的一项可喜新成果.龚自珍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在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史家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对龚自珍的研究是较重视的,也有—定成绩,但作为给研究者提供可靠翔实资料的工具书之一龚氏年谱,虽然有清人撰写的龚氏年谱三种,却都非常粗浅,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如黄守恒的《定庵年谱稿本》和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只是—定资料的积累,过于简略,且真伪考辨欠工,穿凿之处屡见:对龚氏思想发展并未理出明晰线索:而吴昌绶撰《定庵先生年谱》,     

《含晶道人自订年谱》及其史料价值

由于偶然机会,在钱萃恒先生处发现一部抄本《含晶道人自订年谱》(以下简称抄本《年谱》),经过考察,它从未公开梓行,不见于任何目录书著录,因此鲜为人知。这部抄本《年谱》,对研究近代史的捻军、白莲教及山东人民起义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编次陈白沙先生年谱》辨误一则

陈献章 ,字公甫 ,别号石斋 ,广东新会白沙里人 ,明代著名学者 ,世称白沙先生。清道光年间广东新会人阮榕龄将白沙先生生平与诗文系年编成《编次陈白沙先生年谱》二卷。该书体例严谨 ,收罗白沙诗文丰富 ,1 98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献章集》即用该书作为参校本 ,可见该年谱对研究陈白沙行迹的重要。然智者千虑 ,必有一失 ,该年谱亦有失检之处。《编次陈白沙先生年谱》卷二成化二十一年乙已条云“□月作《丁氏族谱序》 ,邑长丁彦诚宰县于兹六年矣”。按 ,《西关丁氏族谱序》在白沙全集的各版本中均有保存 ,惟不注写作年代及作者题衔。 1 990年 …     

一九一六年康有为致蔡松坡书致陆荣廷书

这期,本刊刊出康有为致蔡松坡书和致陆荣廷书,以及《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有关康氏给蔡锷之电文,均由河南历史研究所申松欣同志提供。据申说,康氏致陆荣廷书,是该所已故的赵丰田先生于1945年前从康有为弟子徐勤家抄得的康氏手稿。赵先生将抄得的康氏手稿定名为《康氏遗稿》。其余两件均是康同璧先生提供给赵丰田先生的。康同璧先生将珍藏的康有为未刊稿定名为《万木草堂遗稿》,而《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则系康同璧先生编写。     

重读李汉魂《岳武穆年谱》

一 大概是抗日战争刚结束,李宗吾的《厚黑学》甚嚣尘上之时,我在一个朋友的书架上,看到过一部李汉魂先生著的《岳武穆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于涉及岳飞的著作,我一向比较关心。但李汉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我对于当     

论20世纪陶渊明诗文系年探讨的三次展拓

论２０世纪陶渊明诗文系年探讨的三次展拓□刘孟阳关于陶渊明的年寿，自颜延之《陶征士诔》“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之后，《宋传》、萧《传》皆从之，宋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清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     

蒲松龄佚文十二篇

《蒲松龄佚文》十二篇,系已故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先生的后人从路先生生前整理过的藏抄本中辑录的。为给蒲氏研究者提供新材料,特予发表。     

《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

<正>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著名作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随着对它研究的深入,很自然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 (一) 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问题。这个问题分歧很大。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写道:“我父……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数万言。”蒲松龄一生活了七十六岁,所谓“暮年”云云,最早也应在六十岁左右。可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却说:     

蒲松龄的民族成分与历史上回回民族的变化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溜川(今山东溜博市南)人.能诗文,善俚曲,自幼热中功名,终生屡试不第.因一部《聊斋志异》而名扬中外,由此而引起世人对其生平、家世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更是众说纷纭.就目前见到的有关文章、蒲松龄的民族成分有四说,即“回族说”、“女真族说”、“蒙古族说”、“汉族说”.1981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撰写的《薄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以下简称《说法》)一文,就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四种说法,作了综合介绍.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现将蒲松龄回族说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