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刘歆《七略》设立《诗赋略》，首创文学目录；晋宋“文章志”兴盛，标志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阮孝绪《文集录》分别集、总集等子目著录文学文献，开启古代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集部”，在目录学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基本特色。     

《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

《隋书经籍志》系点对贞观见存书,参酌损益"旧录"而成,"旧录"可分作两类:一是官修的秘书目录,一是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私撰的解题、叙录型目录。官修目录自荀勗《中经新簿》起就有据藏书写卷过录篇目的特点;而《七志》《七录》叙录则每就史书为撰人立一小传。与过去一般的认识不同,《隋志》著录撰人衔名以终官故衔(含赠官、征召官)为主,与解题、叙录关系更为密切,更基础的来源则为史书传记;同时《隋志》也存在题著书时官的情形,与直接或间接从写本过录结衔这一来源关系更为密切。区分《隋志》著录撰人衔名题终官故衔或题著书时官,可为补证撰人官阀仕履、推定著书时间提供文献支持。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订误(十四则)

1.万历《定襄县志》八卷《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以下简称《联目》)著录:“(明)安嘉士修,刘绍先纂;王立爱增修,刘国治增纂。明万历七年(1579)修,四十四年(1616)增修刻本。”按:此著录有二误:其     

《四库全书》著录《八旗通志》考疑

《八旗通志》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分别著录的一部官书。在检索目录与阅读《八旗通志》时,不难发现《四库全书》对此书的著录存在某些疑点。本文仅对以下3点作初步考释。一、《全书》和《总目》关于《八旗通志》的著录为何不符《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本来是检索《四库全书》的工具书,但是,两者关于《八旗通志》的著录却不一致。《总目》卷八二《史部·政书类二》“军政”条著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什么是正史 霸史 别史和杂史

<正>正史.....正史是封建时代官方钦定为正宗的史籍,以各家对正史的注补校订之书为附庸。正史之名始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至《隋书·经籍志》将《史记》、《汉书》     

《苏曼殊年谱》(二)

1899处（光绪二十五年已亥）十六岁在横滨大同学校乙级就读 冯自由1928年9月13日自上海复柳亚子信:“曼殊在大同学校,对于文学,资质颇钝”。冯自由《苏曼殊之真面目》:“曼殊在大同学校二年,性质鲁钝,文理不通,绝未露其头角。该校于文学上只间采用昭明     

侯苞、侯包、侯芭考

侯苞、侯包、侯芭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韩诗翼要》十卷，武英殿本题侯芭撰，中华书局点校本题侯苞撰。《旧唐书·经籍志》亦著录此书，题卜商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韩诗》，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经义考》作“侯氏包《韩诗翼要》，《隋志》...     

清代文人笔下的“戊子之变”

清顺治五年(1648年),大同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史称"戊子之变"。顺治六年(1648年),大同城破,多尔衮下令屠城。但清代编纂的《云中郡志》、《大同府志》和《大同县志》,竟然对这场屠杀讳莫如深。但是从清初文人的作品及清初史料中仍能看出端倪。"戊子之变"对大同的历史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

关于《玉篇》的成书年代 ,宋本《玉篇序》中指出为梁大同九年 ,但由于这段文字有许多矛盾和可疑之处 ,故后人对大同九年之说多有怀疑。本文对其疑点进行分析考辨 ,并结合有关史料 ,认为大同九年为《玉篇》成书之年是可信的。《玉篇》始写作之年历来无考 ,本文推测考订为大同四年     

《诂经精舍文集》与诂经精舍早期学风

《诂经精舍文集》是阮元编选的唯一一部有关诂经精舍诸生经史文赋之作的结集,入选文章都由其"亲为点定",其中删繁就简,首尾排序,颇有抉择。考察入选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导诂经精舍诸生于治经研史上摆脱"庸近",树立治经宗尚汉人训诂的门径;于诗歌文赋方面,也与经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学辞赋同源共流"的文风。     

吴澄《别赵子昂序》的文论价值

《别赵子昂序》是吴澄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其文学思想的最早最集中的阐述,其中蕴涵了以“文本乎气”为核心的文原论、以唐宋“七子”为标志的文统论以及以“通经为本”为宗旨的作家修养论等文学理论,在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问题考辨

本文根据方志、家谱、别集、石刻等多方面材料,证明吕大临生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卒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宋元学案》言其＂年四十七＂有误。《伊洛渊源录》卷八所载有关吕大临的《祭文》作者为吕大防无疑。并依据有关材料,补充了有关吕大临仕履。     

《梓潼帝君化书》成书年代辨析

《道藏》洞真部谱录中现存有《梓潼帝君化书》,《道藏提要》著录此书作于元末有误。该文在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详加考证,提出了不同观点。鉴于梓潼帝君在元仁宗时被敕封为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掌管文昌府,是宋代以后参加科举的士子顶礼膜拜的主要神,对当时社会风气、民间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审视明清社会风尚、文化转型等的动因及基本情况。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     

雅雨堂本《谈龙录》删节因园本条目补正——兼论袁枚误解《谈龙录》的因由

袁枚《随园诗话》刊布以来,流传极广,为治清代诗学者案头必备,然此书关于赵执信《谈龙录》的评述却令人费解。王士禛与赵执信的论诗之争是清初诗坛上的著名事件,赵执信的《谈龙录》对王士禛的人品、学问、诗歌、诗学极尽嘲讽。而袁枚却说读《谈龙录》后,觉得赵、王论诗"无甚9牾"。此种言论显系误解《谈龙录》,不符合事实。袁枚误解的原因,当是袁枚所读《谈龙录》为卢见曾雅雨堂删节本。乾隆间,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以乡邦后学身份刊刻《谈龙录》,为调和王、赵分歧,尽删赵执信攻讦王士禛之言。此种删节本"于执信著书之意,全相乖忤,殊失其真"。雅雨堂本《谈龙录》使袁枚产生误解,流弊及于今人,故亟需探清辨明,以杜误说。     

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

鲁迅与扬州学派有着或显或隐的渊源关系.鲁迅的金石学研究,得益于王念孙的音韵训古;鲁迅轻儒重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启于汪中,或与汪相契合;鲁迅研究古小说,与焦循的戏剧理论相关联;而阮元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他的金石著录,他的文学观点,都曾为鲁迅所关注,在鲁迅的思想与著述中留有印痕.     

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考论

梁武帝编纂的《历代赋》、萧统编纂的《文章英华》及《正序》,使赋、诗、文三类“英华”各有所归,然萧统缘何还要编纂集三者于一体的《文选》？经爬梳史籍和探究文本,萧统编纂《文选》的真实意图变得清晰可鉴,即试图以集文章之“清英”的《文选》,通过美德业、宣忠孝的方式尊帝王,再以尊帝王、美教化的方式透过“至尊在”的底线,最终实现厚人伦、致哀悼的目的,并以陆任卒年为参照,隐秘祭悼丁贵嫔。     

鲁迅·"绍兴师爷"·越文化

当年陈源技穷,以"绍兴师爷"对鲁迅作人身攻击.上世纪80年代后,多有学者论及此事,然持论与陈源相似,鲁迅研究由此呈现了一个怪圈跨越了两个世纪,关于鲁迅与绍兴师爷之话题,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陈源那里.文章认为,鲁迅与绍兴师爷有着质的不同,不能混淆.但在思维方式、文字表达,乃至某些性格表征上,又确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并非是鲁迅"继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而是因为他们都植根于同一地域文化的土壤之中,越文化的某些"基因",决定了二者之间有某些共通的文化表征.     

旧题秦氏或秦观《劝善录》考论

在元代《居家必备事类全集》和明代《由醇录》中有一种题为秦氏或秦观的《劝善录》,此书实际上并非秦观所撰,而是宋元之际的人杂抄《善诱文》十五则、《乐善录》二十一则拼凑而成的一部伪书。秦氏《劝善录》是宋元时期劝善小说流行的一个表现和事例,正反映出宋元时期世俗化社会对劝善小说的爱好和需求,此书的小说史意义和思想史背景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