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从《关雎》看《诗经》在传播中的两个经典化过程及其意义

<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和<诗经>一起经历了两个共同的传播经典化历程:一是进入周王所制定的大型乐典并成为起始篇目,具有促进共通语的形成及倡导周王朝文化价值形态的意义;二是由口头传播的乐歌歌词到由文字写定的文本传播形态,具有筑基汉语书面语形成的意义.     

信仰:《诗经》价值系统的重要维度

周代社会"大师教六诗",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序,而<诗经>风、雅、颂的选材与编排,构成其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饮食男女--家国天下--宗教信仰.三个维度呈由低到高、逐层提升的取向,显现出<诗经>文兼雅俗,感性生活、理性精神、宗教信仰相互渗透融合的文化精神.信仰.是<诗经>中最高的、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诗经>价值系统的三个维度暗合了西方文化中从柏拉图到克尔恺郭尔的人生哲学.     

点击篇目 叩问《诗经》

从分析<诗经>的篇目入手,通过详细数据,指出古人拟题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以<诗经>自身的实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诗经>是一部平常的诗歌选集,是"诗"而不是"经".我们应以平常的心态待<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读<诗经>,以平常的心态解<诗经>.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论《诗经》成语构成方式

<诗经>中的成语是汉语成语的源头,研究意义重大.以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成语大辞典>为依据统计,诗经成语约有321个,大致可分成六种构成方式:原话活用、原句整理、合二为一、注释概括、调整词序、改字活用,其中前两种约占70%,是诗经成语的主体部分.     

“正歌”“无算乐”的正变与《诗经》的编订

礼书中记录的诗名与今本<诗经>不少对不上号,<肆夏>等组诗<诗经>也未收录.礼经中<大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涉及正歌和无算乐,四礼都是合乐性质,由享礼、燕礼、陔礼构成.具体地说,飨礼从升歌奏乐开始,然后是燕礼,最后奏<陔>为终礼,表示警示与送别.燕礼又分为规定爵与无算爵,至卒爵以后才是无算乐.<仪礼>产生于战国时期,正歌和无算乐的仪注叙述的文献根据来源为大雅的<既醉>和<行苇>.由这些记录我们知道,诗礼乐在两周期间经过多次补充调整,最后形成现在的<诗经>.正歌和无算乐之说是后人解读之语,二者本随时调整正变,类似于正乐和散乐转换,具有动态特征,而这正是<诗经>编定前的形成与转型的不二法则.     

从《文心雕龙》的“赞曰”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论刘向诗经学之家法

关于刘向诗经学在齐、鲁、韩、毛诸家中属于哪一派的问题 ,历来聚讼纷纭。本文首先重新考察了汉人重家学、四家诗异同、以诗证事与引事明诗的区别等汉代诗经学的基本命题 ,澄清了若干旧观念 ;其次 ,在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刘向现存诗说的基础上 ,逐条分析刘向《诗》说的经学派别 ,发现刘向《诗》说与四家诗分别有同有异 ,刘向对四家诗说确实是兼收并蓄的。刘向诗经学归属的复杂性 ,说明了重新考察汉代经学的真面目的重要意义。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汉代学校的教化功能

教化政策是汉代首创的政治举措,而教化之本在兴办学校,汉代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灌输儒家政治文化,培养儒化的官吏,增强了官吏推广教化的能力。儒化官吏亲自兴办学校,推行社会教育,宣传先进文化,使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深入人心,提高了汉代教化政策的实效,促进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儒学社会秩序的形成、结构及其现代意义

儒学社会秩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认为,在汉代形成的儒学社会秩序尊重了远古传统、运用了儒学理论、吸取了秦代经验与教训,也符合了时代要求。以仁爱原则为基础、以礼教和儒家法等伦理控制为手段、以维护家国同构的宗法秩序为目的是儒学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分析儒学社会秩序的特点与当代积淀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