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而首次发行的公债。在临时中央政府的详细部署和积极动员下,公债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发行任务。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的公债,它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债务举借开始走向规范化;公债发行中的政治动员成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普遍采用的方式;公债发行中的不足也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教训。     

1938年广东省国防公债的筹募与社会响应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军对广东实施野蛮轰炸,同时派军舰侵扰沿海各县。为加强国防建设,广东省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决定自1938年3月1日起发行国防公债1500万元。广东当局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劝募,向广大民众传达购买国防公债与抗战的联系,激发民众的爱国之心。广东省国防公债的劝募得到商人、学生、华侨等团体和个人的支持与响应,体现出社会各界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受时局影响,广东省国防公债实际筹募1100余万元,实属难能可贵。广东民众购买国防公债并非只图回报,更多地是要尽其所能,为抗战贡献力量。     

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公债发行的宪法实体控制

为维护主权信用健康,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财政赤字和公债发行均应受到宪法控制。首先,宪法应当分别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种类作出明确限定。其次,宪法应当对公债用途予以明确界定,严格杜绝利用公债支应日常公共财政。再次,各类公债的发行总量要由宪法予以限制。最后,各类公债的最长期限也要由宪法控制,以保障代际人权和维护代际公正。     

基于风险控制的地方公债制度安排

发行地方公债会带来一系列的潜在风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成本.为了避免或减轻发行地方公债的负面效应,地方公债的制度安排必须以债务风险控制为核心,做好地方公债的发行、使用、偿还等各环节的风险防范.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     

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举借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本文从分析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全面设计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 ,并提出建立地方公债的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注重地方公债与国债在发行和使用上的协调。     

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

在1928-1937年间,国民政府多次试图发行电政公债进行融资,却只有民国二十四年电政公债发行成功。此次发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公债券在发行后实际上未进行公开认购及流通,而仅是成为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抵押品。1928-1937年的电政公债,在制度构建、运作设计及操作过程等环节都反映了当时电信产业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及行业本身要求走向市场的客观性,但受时代局限,其发行屡次未果,仅二十四年公债得以发行。对这一期间电政公债发行的研究,有助于对民国内债史乃至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对于现代产业融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税收与公债的最优组合分析

如果政府支出的来源只有税收和公债，那么政府应如何安排税收和公债的份额，并使政府支出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本文试图通过建立模型来说明实现充分就业的税收与公债的最优组合确定。从而希望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阐述一国的税收规模、公债发行规模的变化趋势及两者之间的组合问题     

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的理论演化与现实思考——基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财政赤字与国家公债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极其重要而又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大问题。古典经济学的预算平衡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和反映,凯恩斯主义的功能财政思想突破了古典的预算平衡思想束缚,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我国的财政赤字与公债发行也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又呈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尽管目前我国赤字与公债的风险还在可控范围内,但风险已在快速积累,必须从西方国家财政赤字与公债发行中吸取经验教训,采取切实措施做好风险控制。     

浅议中央苏区所发行的三次公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央苏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伟大尝试.在此期间,为缓解苏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严峻形势,支持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苏区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这三次公债的发行,对稳定苏区财政,支援革命战争,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政治对立下的债权博弈:新发现“孙文发售债票案”及相关问题述论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孙文发售债票案"原始档案资料的考察,追溯了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发行公债的背景及其历史过程。结合此次公债发行,站在公债发行权冲突的角度上看,南北政府均通过公债等借款进行博弈。公债发行权的争夺实质上反映了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政治的较量与政权合法性的争夺。通过公债发售一案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艰难历程。     

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及启示

与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政府一样,浙江省政府为扩充军备、弥补行政费用之不足和筹措建设经费,曾发行了大量地方公债并呈现出以下特点这些公债的70%被用于军政费用,但发行办法逐渐由粗疏而趋于周密,公债利率逐年减低.近代浙江省公债的发行史为当今地方公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历史启示.     

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     

国民政府战前十年时期公债适度规模分析

本文运用公债适度规模理论 ,从中央财政和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角度就国民政府战前十年时期公债规模大小相关指标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居民应债力、公债负担率等进行了考察分析后 ,认为 ,无论从财政承受能力角度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角度看、亦或与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情况相比较 ,国民政府的公债规模都明显偏大。由于国民政府财政对公债的一贯依赖性 ,这不仅使财政背上了沉重负担 ,也对社会经济各方面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 ,保证公债发行的专款专用 ,对国家债信的维持是至关重要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行公债政策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筹集战时军费,继续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但是,由于大量公债向银行抵押,银行又以此作为准备金发行大量通货,从而使战时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币值不断降低,直至一发不可收拾。     

地方公债、财政分权与宪政的实现

面对国内外严峻的金融和经济形势,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政府的18万亿配套资金.但地方政府的钱从何来,则是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近来,地方公债问题再次被讨论并拟建立由国务院审批、财政部代为发行的地方公债制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财政分权的中国来说,地方政府应享有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力,基于立法保留原则的限制,该制度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事实上,地方公债和分税制是财政分权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不但与中央、地方的权限划分有一定的渊源,也关乎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评析

为了保证公债的信用和发行 ,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债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并且也做了相当的努力。从结果来看 ,其公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之北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巨额债券的发行和流通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稳定和统一 ,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国家建设 ,这对随之降临的抗战乃至最后胜利都有深远的影响。有人以公债流通市场上投机现象严重、流通市场稳定性差 ,来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这些大多数都是非市场因素引起的 ,远非公债市场监管体制本身所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