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存在的思想文化省察

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它的主要思想文化存在有三方面：一是汉末魏晋以来君臣关系危机与“无君论”思潮的冲击,淡化了人们心中的君臣伦理观念;二是玄学的推进及其“君主无为”理论在政治上的应用;三是佛教“空无”哲学及其“出世”观对东晋君臣的影响。     

《庄子》与东晋文学

东晋时期,《庄子》随着玄学的兴盛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学特质,它与东晋的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东晋文人将《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思索融和到诗歌抒情之中,这不仅拓展了东晋诗歌的题材,也升华了诗歌的意境,在诗歌情景交融之外强调理与情的结合,《庄子》成为流淌在玄言、隐逸、游仙、山水等东晋文坛主要题材中的一股潜流。通过与文学的结合,《庄子》亦扩大了影响,实现了庄学传播从玄学领域到文学领域的跨越。     

论东晋玄言诗兴盛的原因

东晋玄言诗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要因而论,或当在于玄学哲学的终结向玄学人生观的实践的转化,诗歌创作主体由崇尚诗骚传统向习玄传统的变化,社会环境、社会风气与文化心理向玄学人生观的倾斜这三个方面。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李培芬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治的显著特点。王导、庚亮、谢安、桓温等代表的南渡中原士族大家族相继或交替把持中央大权，与东晋政治生活相始终，使当地的吴姓士族集团不免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他们仍给东晋政治的发展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公元３００年，赵...     

东晋门阀与儒学

门阀问题是中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一般地都把它作为东汉迄至南朝的一个社会阶层来看待。近来,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门阀只限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政权形式。门阀既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封建统治形式而存在于东晋,那么,它同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儒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迄止目前,还没有专门论述.笔者认为,东晋时期两位著名学者张湛和葛洪的思想反映了门阀集团对儒学的态度,反映了东晋时期儒学发展的一些特点,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阶段。门阀与儒学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本文不可能对其面貌作全面的揭示,故仅就张湛《列子传》和葛洪《抱朴子》的一些儒学思想以及儒学在东晋回升趋势的一些历史原因作些探讨,就教于学界。     

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东晋赋学批评的分期及时代特征

东晋100多年间,玄言和山水是辞赋创作的主要取向.在赋学批评的理论形态上,则展现出儒学与玄学杂糅并存的色彩.强调赋是陶冶性灵、抒发怀抱之具,重视赋作声韵的和谐、文气的酣畅,是东晋赋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新的特点.而本时期辞赋作家对声韵的讨论研求,更是我们探讨永明声律说以及赋的诗化和骈化所应当注意的重要参照.     

东晋南朝的经学及其玄化和佛化

东汉末年，儒家经学衰弱，以《老子》《庄子》为依据辨析名理的玄学兴起，西晋时达到鼎盛。东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西晋失败的历史教训，对道家清淡学风加以限制，把儒家经学重新推向统治地位，恢复学校儒学教育，置经学博士，但由于长期的玄谈之风，儒家经学兴起后不可避免地同玄学结合，出现经学玄化。东晋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好佛，经学受佛学的影响，经学玄化的同时，开始佛化、出现儒释道并举的局面。     

南朝玄儒消长初探

<正> 玄学是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在门阀专政的东晋社会,玄学一枝独秀。东晋的玄学家们虽然在理论上无所建树,但他们身居显职,口吐玄虚,手挥(?)尾,大扇玄风,以至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随着东晋门阀政治的瓦解,玄学从兴盛走向衰落,儒学重新获得生机,玄儒消长是南朝思想文化变化的必然趋势。刘(?)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的变化如此,整个思想文化的变化也莫不如此。当门阀士族丧失了对最高权力的控制,玄学也就逐渐地丧失了它     

逍遥与政治——郭象玄学与两晋审美趣味

人性论是郭象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他重置和深化了人性的基本内涵,将仁义、潜能等因素纳入人性之中,并作性情之辨,否定放纵情欲的行为,并据此改写了庄子的逍遥观,提倡适性逍遥。郭象的人性论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晋士族风尚的反思和批判,激扬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他的适性逍遥观念在东晋时期获得了实践的空间,东晋门阀政治与郭象的政治理念相吻合,促进了士族心态的转变,为郭象玄学在政治和人生层面的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郭象玄学为东晋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佛玄合流及其理论建树——论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

本文论述了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佛玄合流中佛教般若学思潮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僧肇的"肇论"对"六家七宗"在理论上的偏颇作了批评,他以"非有非无""不真空"的思想,理解般若空观,抓住了般若学的精髓,然而他仍然不能脱离玄学的概念和范畴,从而对玄学"有无""动静"之辩,作了最后的理论总结。并以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静即动推进和发展了魏晋玄学。僧肇在佛玄理论上的建树,是中国哲学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     

东晋南朝文化场域下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是在宋代被追认的。在当时及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被误读着,即使受到不多的称赏也往往局限在非文学的或形式的维度。尤其是东晋南朝的一百五十多年里,陶渊明是较为寂寞的。这主要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息息相关,表现为他在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时代的差距与悬隔。     

二十世纪东晋诗文研究流变

东晋诗文以其独特的风采 ,历来备受文学史家的关注。本文对 2 0世纪的东晋诗文研究材料进行爬梳整理 ,以时间为线索 ,揭示一百年来东晋诗文的研究流程及其嬗变轨迹 ,凸现东晋诗文的自身特色 ,以期为新世纪的东晋诗文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东晋初期的儒学重振及其文学观照

从永嘉之乱到东晋之初,士人们面对亡国之痛,从学术文化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政治又重新发挥了引导的功能,从而使士人们积极入世,这也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关注现实以及群体性、实用性的特点,形成了东晋初期文学的独特风貌。     

东晋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特点及其权力问题试探

东晋时期,国家承袭西晋制度,继续设置都督诸州军事,负责对地方的军事镇戍。然而,由于东晋时期的政治、军事的形势都与西晋时期有很大的不同,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以及都督诸州军事在权力的行使上,与西晋相比,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略论东晋风流与盛唐精神之异

谢安以其卓越超群的政治才能和独特多姿的性格魅力,为历代士人所仰慕。东晋士人欣赏谢安的名士风范,盛唐士人推崇谢安的隐逸与事功行为。通过对比二者对谢安的接受,可以发现盛唐精神与东晋风流之异:前者在向往个体自由独立的同时并不放弃对入世的强烈追求,后者则抛弃了社会责任而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满足。     

东晋玄学和张湛的贡献

一、东晋玄学 晋怀帝元嘉五年（公元３１１年），西晋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石勒率军围歼司马范、五衍的朝廷大军近１０万人，晋王朝主力丧失。几个月后，洛阳被匈奴贵族刘曜与王弥、石勒联军攻陷，晋怀帝被掳走，西晋灭亡。社稷的涂炭毁灭，民族被辱，王衍等大批王亲贵族、名人志士被我，有幸免而南渡江左者，也是历尽艰难困苦，惨不堪言。残酷的事实使名士们深刻地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国家灭亡，有可能导致民族、家庭的毁灭，个人的超越则无从谈起。只有在国家稳定强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去追求个人的…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

陶渊明与东晋佛教卫绍生陶渊明生活于晋宋之交。这一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佛教颇为兴盛。与陶渊明的隐居地近在咫尺的庐山，则是江南佛教界的中心。有道高僧慧远居于庐山东林寺，讲经授徒，创建白莲社，开创了莲宗一派，成为东晋后期佛教界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他的旗号下...     

南京出土的东晋温峤墓评析

温峤是东晋初年的一员武将 ,在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两次动乱的平叛中为东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本文从南京出土的温峤墓志入手 ,分析温峤的出身、起家与婚嫁 ,并进一步对温峤作了评价。     

张湛家世生平与所著《列子注》考

张湛出身于具有玄学文化传统的山阳高平张氏家族,其祖父张嶷为"元康放达派",后为永嘉南渡的第一代东晋名士("中兴名士")。因放达不羁而为兖州"四伯"之一。在第二代东晋士人"永和名士"的推动下,永和年间(345～356)玄学清谈出现了高潮。但从理论建树看,东晋玄学理论著作的创作,则出现在永和之后,由第三代东晋名士(永和名士的子弟)完成,张湛即属于这一群体。他于隆和元年～太元七年(362～382)之间,通过解释家传道家经典《列子》,完成了魏晋玄学史上的最后一部学术力作———《列子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