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道为究极: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重构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其时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从而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更多还原     

论雅正说在词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南宋词论三题》之三

<正> 长期以来,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文学的“俗”是大众化的标志,“雅”则是脱离大众的;宋词是结束在提倡雅正的张炎等人的手里,所以是词的雅化导致了词自身的衰落。这样,词论中的雅正说历来也就受到过分的贬低。这种情况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对雅正说这一词学中内涵极为丰富的重要的理论课题是值得深入进行讨论的。词的雅化是两宋词的发展的趋向,而词论中的雅正说则是南宋词论的中心命题,它     

论道统思想对宋代民族观的影响

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正式提出"道"的传授系统说,可谓开宋代理学"道统"论先声。宋代朱熹首创"道统"二字,大力推广道的传授统绪,成为道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道统"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夷夏观和正统观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礼别华夷"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人们对"正统"的评判标准更加强调政权是否统一了"天下",是否承袭了"道统",是否"重德",而主政者的族属身份和传统的"华夷之辨"已逐渐为人们所淡化。这既是宋代道统思想浸润的结果,也是历史上夷夏交融的结果。     

清代洛学史撰述中的“汉宋之争”与“朱陆之辨”

清代洛学史撰述以梳理中州理学传承脉络为主要内容,是理学学术史著作。其在处理汉宋关系问题上,基本上承袭理学"道统"之说,认为汉学的地位远不及宋学。但由于编撰者治学经历不同,且受到了汉学风潮影响,多数著作在撰述中也进行了变通。"朱陆之辨"属理学内部之争,清代洛学史在撰述中对此存有不同观点,但以调和程朱、陆王为主流,这一方面是出于振兴理学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州理学治学传统的充分体现。从整体上看,清代洛学史著作在处理"汉学"与"宋学"、"程朱"与"陆王"关系问题上态度较为和缓,呈现出较强的学术包容性。     

“风格”批评的流衍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

古典词学传统中的"风格",主要指向词人创作风貌的静态描述和笼统概括,并以诗教传统中的"雅正"之风为尚。晚近以来,随着西方风格学知识的传入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普遍运用,"风格"也逐渐成为词学核心话语。胡适和胡云翼将词学"境界"说导向"风格"论,引领新的词学批评潮流。此后,龙榆生的词风流变论,对于词派乃至词的时代风格演变过程的研究,使现代词学风格论渐趋成熟。詹安泰立足于文学本位,以修辞学的视域划分词体风格的多样形态,丰富了词学风格论体系的内涵。"风格"一词在词学批评中的流衍,足可视为词学发展史的缩影,是观照词学现代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     

雅正说的支撑结构略论

雅正说作为一种词学理论,它是以宋代雅词创作实践和词坛雅化运动为创作支撑,以儒家诗教理想为文化思想支撑,以宋代美学思潮及审美理想为美学支撑建构起来的,因此,雅正说是一种支撑结构式的词学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具有严密性、完备性。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性理学的学术建构与哲学精神

中国古代"性理之学"原本专指宋明理学,但又可理解为以"究天人之际"为目标的中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典型形态和最高阶段.文章通过玄学、理学关于性理学说的建构过程,探讨了这两大学术思潮在性理学说方面既传承、又发展的学术理路与思想脉络,并进一步揭示了性理学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精神特质.     

宋代理学学派交融与碰撞之特点

宋代理学学派众多,各学派相互交融与碰撞,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交融与碰撞方式多样且有创新;交融与碰撞打破了地域和时空界限;在交融与碰撞中更注重相互吸收与发展,最后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交融与碰撞促进了学术与政治理念的统一,构建了不同的道统理论,道统统帅政统,程朱理学因"有补治道"被列为正学之宗,作为官方哲学统治中国长达六七百年之久.     

赵秉文理学思想研究

赵秉文的理学思想主要包括道统论、道体论和明道论三个部分。道统论表明了赵秉文对儒学学术传承统续的理解,明显有调和不同学术观点的倾向;道体论也即哲学本体论,是其对万事万物的根据的理解,也是道德实践的最高根据,具有内在的矛盾,即道与道德价值的分裂;明道论是赵秉文理学修养功夫论,是道德实践的具体步骤,有明显的教化作用。     

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

“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一致看法。实际上 ,南宋与北宋比较 ,国内外情况不尽相同。南宋有着比北宋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 ,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然以此作为其国策 ,而是既要“守内” ,又必须重视防外。     

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嵩阳书院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它是宋初兴起的私人讲坛性质的书院 ,其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地位历史早有定论 ,崇福宫作为文人挂职之所与嵩阳密不可分。二程是理学的开创者 ,嵩阳对理学的形成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程学南传后发扬光大 ,朱熹集其大成 ,形成程朱理学体系。理学久经贬抑 ,其治世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末立为正统 ,后代又发展为宋明理学。理学是对汉代以来旧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具有历史进步性。作为统治思想影响元、明、清社会达六、七百年之久 ,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一直传延影响至今     

石公弼生卒年小考

石公弼在北宋大观年间官任御史中丞,连上章弹劾权奸蔡京,终使蔡京罢相出居杭州.后蔡京再相,罗致 其罪,谪居台州.其生平事迹载<宋史>和<东都事略>,然两书皆不载其生卒年.根据发现的新资料,确切地考证出石公弼生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卒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享年55岁.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

有宋一代,后妃参与政治的现象颇为普遍,特别是她们在帝位传承中发挥的作用。宋代后妃参与帝位传承的情况有三：即新君年少幼孤、帝统不正或非法继位。后妃介入帝位传承的现象在宋代虽十分显著,但却由主动转向被动,其作用也已偏于象征性了。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的城市消防制度

消防是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我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几乎都设有专门的防火、灭火机构。到了宋代更是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宋代以后各朝的城市防火、灭火制度,尽管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就其主要的方面而言,还未超出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的水平。     

正统观念与宋夏和战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最早起源于远古中原诸夏与四夷的华夷之辨,其内涵主要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这种内涵反映到史学上则产生了历史正统理论,主要包括华夏之争、大一统思想及五德终始说。宋代君臣的正统观念与西夏李氏政权的正统观念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宋夏关系。宋夏长达148年的抗衡和战争,与正统问题的处理息息相关。宋夏和战是彼此力量消长的结果,双方政治精英的思想观点也起了很大作用。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南宋君主文集编修的政治功能探讨——以绍兴修《徽宗御集》与敷文阁为中心

南宋绍兴时期《徽宗御集》编纂,设立御集帝阁敷文阁以及制定御集奉安礼仪是绍兴和议以来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重建工程。《徽宗御集》是南宋首次编撰先代君主文集,在继承北宋编修先帝文集旧例同时,在编纂过程、收录原则及礼仪方面做了全新的规划与创建,形成较为完整的编纂规制与奉安程式。通过直观的礼仪形式,渲染了高宗在帝位继承上的合法性。同时,伴随《徽宗御集》而设的帝阁(敷文阁)贴职,在文官贴职体系建立过程中具有转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