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的道德限制

法律在本体上或规范内容上必然受到道德的限制。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完美状态之判断标准。对法律的道德限制的论证是为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工具。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论述道德如何对法律进行限制及限制的程度,认为法律既要服从外在道德,也要服从内在道德,最后得出法律必将由道德理念的法律向道德化回归,即认为法律道德化是法治社会理想状态的归宿。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以"法治认同"替代"法律信仰"——兼对"法律不能信仰"论题的补充性研究

法律信仰不适应中国,我们应该用"法治认同"代替它。法治认同内含着对主体价值的尊重和权利的维护,它适应了中国公众法治素质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对中国法治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长期性保持理性的认识。"法治认同"尤其要求当权者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利于实现认同主体的普遍性;它为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恶法亦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有力支撑。市场经济对法治认同的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对人们正当利益的承认和维护,是法治认同形成的现实基础;政治的秩序性、民主性、合法性,与法治认同的形成密切相关。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是多样的、相对的。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使多样的、相对的,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建立了起来。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论“公民不服从”对现代法治国家的积极意义

"公民不服从"与民主、宪政、法治、支持政治权威等现代法治理念在根本上是契合的,并起着积极作用。"公民不服从"有利于抵制"多数人暴政",能够促进法律不断更新和完善,是宪政的内在要求,不服从者对执政党的权威是认可的。     

论法治的本质

法治乃法律之统治,它与法律、正义、权力、民主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法治也愈加文明理性。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法律之治、正义之治、限权之治与民主之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法治:从神性回到理性--斯宾诺莎的理性法治观

斯宾诺莎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法治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较早冲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法治学说,从人"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推导出理性的法律统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他认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也是国家和统治者应尽之责.因为公民和最高统治者作为一个人,也存在个人的情欲和私利,最高统治者和国家还可能存在着罪过,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受理性的法律的约束.不过,真正的法治应当以民主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权利为宗旨.     

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成法治国家

人治和法治是治国的两种政治思想,或者说是治国安邦的两种方式。人治即人伦之治,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和治国之本。人治集中体现于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统治者的贤明是治国的关键。法治是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     

论法治进程中的守法因素

法治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充分发挥法律对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从而使人们形成那种发自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和崇敬,并把法律内化为自身行为的准则,形成守法的氛围。自觉自愿的守法符合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法治社会中理想的守法状态就是在政府守法的榜样之下,民众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     

文化视角下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进路及其启示

从文化与民主的关系的角度对民主发展道路作最一般考察和概括,政治民主化演进的基本路径无非这样两条:以先发国家为代表的"民主文化一民主制度一民主政治"进路和以后发国家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一民主文化一民主政治"进路.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只能遵循"民主制度一民主观念一民主政治"的路径演进.     

健全高校民主管理制度刍议

加强高校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和健全有关制度，以制度作为保障。高等院校应该从教代会制度、校（院）务公开制度、民主评议干部制度、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等八个方面分别建立，坚持这些制度，能确保教职工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用的发挥。     

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 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职能

统一战线中的民主监督不仅是我国监督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之一。笔者论述了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对我们党的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民主思想及其对当代民主建设的启示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发展和其一生的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理论,他的民主思想为我国的民主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认真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意义。     

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监督形式。它是一种政党之间通过民主的方式 ,以政党组织行为实行的监督 ,其体现的是一种高层次的有组织的、有着广泛群众代表性和党派性的人民监督。民主监督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形式在今天有着其特殊的作用     

民主意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

民主意识包括民主心理和民主思想 (理论 )两个层次。民主意识的强弱 ,不仅关系到个人权利 ,而且涉及民族大业 ,它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源泉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培育民主意识 ,必须重塑政治精神 ,传播科学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创新政治制度 ,注重民主实践效果。     

论立法的民主性

立法的民主性是指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过程以及立法机关的立法场所（议会）向社会公众开放,立法活动让人民直接参与以及立法平等地保护社会成员权益的品性和特征。立法民主性主要体现在立法的公开开放性、民主参与性以及立法平等性等。立法的民主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周恩来的民主思想及其风格

周恩来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民主思想的核心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其体系体现了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和民主与纪律的有机统一。周恩来的民主思想的独特风格 ,体现在讲民主要尊重人格、要让人说话、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要团结大多数。学习和继承周恩来的民主思想 ,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来有效维护执政的合法性,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积极推动民主进程,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符合本国实际,关键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正确的领导,确保人民当家做主,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上体现其先进性。     

民主党派在高校发挥参政党职能的意义和特点

高校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及其成员发挥参政党职能 ,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对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针”、保证学校的科学决策、反映民情民意、防止和克服腐败现象都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 ,这同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相比较 ,在职责、权力、范围、手段、载体等方面又具有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