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丁忧制度论略

清代官员丁优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完善,清廷对官员丁忧时间有明确规定,丁忧官员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大,除了从前的汉族文武官丁忧外,还增加满、蒙、八旗官员的丁忧.由于满、蒙、八旗官员的特殊身份,导致丁忧官员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此外,清延时丁忧官员管理的加强,充分表明丁忧官员对地方的发展稳定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汉化倾向和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     

朝堂与乡野之间：明清时期官员丁忧心态探析

明清时期，丁忧制度在实施和惩处方面有了新的内容和严格要求，更加成熟完备，深刻关系着官员的人生命运。丁忧的利与弊，势必会造成官员思想、情感、情绪等心态的波动，产生身退辞避，或是瞻顾权衡，甚而营求己利等诸多丁忧心态。丁忧心态体现了官员为人做事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境界，影响着朝堂政治、社会风气及自身和他人的命运走向，并在与社会思维、社会影响相互作用后，成为平衡国家、官员和民众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代士人的仕事与谗嫉

对于以求仕做官为主要出路的汉代士人来说 ,发生于同僚或竞争对手之间的谗害 ,是他们所可能遭遇的主要政治危险之一。“谗”是一种观实中很难准确断定的行为 ,它对士大夫的命运和心理具有重大影响 ,遭谗畏讥是他们仕宦生涯中一个深存的担忧。而对于汉代的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士人说来 ,导致谗害行为的嫉妒心理 ,深刻地植根于平凡而真实的人性之中 ,它与士人出路的不自由、竞争空间的狭小等密不可分。广泛发生于士人中间的谗害与嫉妒现象 ,可以被视为人性与专制政治中狭隘、短视、无情的成分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一方面显现了士阶层内部的复杂和非理想性 ,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及因此而来的行为困窘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论复社主盟张溥的影响和意义

张溥为晚明复社领袖、著名学者、文学家,在晚明党社、学术及文学方面兼领一时风气,颇具影响.张溥逝后,因清代官方评价体系对他持否定贬斥的态度,其面目逐渐模糊起来.运用现代眼光来重新审视张溥,其影响和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创立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培养、团结、奖掖了一大批优秀士人,对明末文坛和政坛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二,嫉恶如仇,勇斗阉党,显示出士人高度的责任感、正义感和节操,其敦风厚俗、激励士气、感召人心的作用不容忽视;其三,张溥为明末实学风气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所倡导的实学风气对清代朴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四,张溥通过广泛的文学交游和多产的创作及文集整理等活动,对明末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论两淮盐业经济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影响

清代两淮盐业经济资产宏大，动关国计，左右风气，造就了巨大的儒商集团。他们通过建书院、筑园林、贮图书、行善举等方式支持士人读书，通过组戏班、开诗局、收字画、办文会等方式开辟文化市场。吴、皖、浙诸派巨子皆得其惠，扬州八怪、扬州学派更因之而异军突起，树帜艺林学苑。同时，两淮盐商自身也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文化，以自己的才智、见解和价值取向影响士人的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创造出清代学术文化的辉煌。     

士人之殇——清代甘宁青士人弃儒现象研究

科举时代的士人弃儒现象并不鲜见,他们或弃儒而耕、而医、而戎,甚至而商,其人弃儒原因也各不相同.清代甘宁青士人之弃儒原因,除了科举竞争激烈、家庭贫困、身体疾患、亲老等因素外,清代陕甘合闱的科考制度、地处西北边陲的地理环境及频繁的社会动荡都是加剧士人弃儒的重要因素.     

经世与考辨——清代通鉴学史论特点管窥

在通鉴学评论方面,清代著作数量可观。受清代主流学术考据学之影响,清代通鉴学一改前代通鉴学史论空疏无用之倾向,重经世和重务实成为清代通鉴学史论的两大特点。     

金朝官员丁忧问题探析：兼与宋朝比较

金朝官员丁忧制度主要取法辽宋。尽管现存史料没有关于金朝官员丁忧制度的完整记载,但从金朝君主的相关诏令及人物传记也可窥得一斑。在实际执行中,金朝官员丁忧大多被夺情起复,当然也有力行持服者,但官员丁忧能否终丧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由于金朝官员丁忧制度实际上取决于当朝君主的诏令,故宋朝的官员丁忧制度相对于金朝更加完善与合理。尽管如此,金朝在官员丁忧制度上自觉地向中原文化靠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发展。     

"二十四史"的刊刻与乾隆皇帝政治思想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代帝王中史学自觉意识最突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下诏刊刻"二十四史",命史臣刊正<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四部正史,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乾隆帝重新认识和评价有关历史人物,适应了清代中期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殿本"二十四史"的广泛流传,为学者、士人研读正史提供了便利,在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推动历史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清代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动因及价值考察——以“毗陵七子”为例

清代文坛,地域文学群体数量多、分布广,其文学创作展示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毗陵七子"是地域文学群体中极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成员均名闻天下。该群体成员频繁进行诗文交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交往诗文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形象,也扩大了群体在文坛的影响。审视该群体成员与清代诗坛主流诗派的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清代诗坛四大流派内在相通之处的深入思考。     

不知宋学 焉知清学——略论清初政治论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发扬

清初士人的政治论是清代思想文化研究者莫不关注的论题,但以往的研究,少有沿波溯流,探求清初政治论的重要思想源头.本文从公私之辩、君臣、宰相、封建、明体适用五个方面,揭示清初政治论与宋儒政治文化的紧密联系,为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定额非“定额”——晚清各府州县学缺额研究

众多学者把清代各府州县学学额作为实际取额,并以此进行相应的推算。用这种推算方法来研究清前中期未尝不可,但对于晚清来说,则往往夸大了实际数量。晚清战乱灾荒频发,受影响地区经济破坏严重,人口大量损失,应考童生常常不足,文风也普遍下降;同时,许多地方都捐广了数量不菲的学额。在“任缺毋滥”的体例下,缺额成为常态,其中武学本身就不为士人所重视,缺额尤为严重。今后利用清代学额来进行相应推算时,为避免高估,应对缺额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     

“吞吐百川归领袖,往来万国奉梯航”——康熙帝诗学观与清初诗风之转变

诗学潮流的转换,一方面固然受到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亦需考虑政治因素的作用。讨论清代诗学,宗唐与宗宋的争端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康熙诗坛唐、宋诗风的消长,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尤深。当诗歌被用来作为一种显示国运盛衰的工具,并由帝王亲为示法时,士人们尊唐抑宋的诗学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论清中期岭南士人的女性观

清中期岭南士人女性观的形成既受个人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的影响,又受到清初岭南士人女性观的影响,既与岭南社会息息相关,又无时不受到朝廷皇权的干预和教化。总体来说,清中期岭南士人重视女性的节义、孝行和才智,同情社会底层女性,鞭挞丑恶,与皇权所倡导的传统儒家的观念相合,亦带有岭南社会的印记。     

社会历史与文学观念的中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士人心态研究

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角度看,士人心态介于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思想本体之间,对文学思想产生最直接的影响。文学思想史关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研究政局、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一个时代的士人心态,并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揭示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对文学思想面貌的描述就更准确、更深入细致。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儒家“孝治”施政视域下“丁忧”制度的法律化、社会实践及影响——基于唐史文献资料的考察

"丁忧"守丧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遭逢父母之丧者应遵循的礼制。"丁忧"守丧由始于对死者哀痛之情而自发形成的社会习俗,经过儒家的一系列改造,并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相结合,经历了由社会习俗到封建礼教、由封建礼教到道德规范、由道德规范上升为封建法律的历史过程。唐代"以孝治天下"为基本国策,唐朝统治者为弘扬孝道而对"丁忧"守丧大力倡导、褒扬和旌表,并将其全面纳入封建法律,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强制推行"。丁忧"制度不仅涉及到仕宦官员的道德评判,更与其仕途命运相联系。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众所周知,清代是中国学术文化繁荣兴盛的一个朝代。在清代前、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者大力提倡学术文化事业,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学政以至道府州县各级官员,纷纷致力于编书、著书、校书的文事活动,此类活动,大多凭借幕宾完成。而众多才华横溢的贫寒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