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国前期烟患述略

<正> 自80年代初以来,吸毒在我国死灰复燃,十多年来,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我国对反毒品斗争也日益重视。为了有效地开展反毒品斗争,必须加强有关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对毒品祸华和我国反毒品斗争历史的研究。在建国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吸毒最严重的国家。当时中国之吸毒,主要表现为吸鸦片烟,俗称抽大烟。当时,抽大烟是中国四大公害——烟、赌、娼、匪中的第一号毒瘤。早在明代中叶,吸鸦片烟之习就传入中国,之后日益严重。对于鸦片战争之前的鸦片烟问题,史学界已经作了非常详尽深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特种部族教育”述论

新桂系集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地方政治、军事集团,在中华民国的政治和军事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它曾统治广西25年,安徽12年,湖北1年多,势力波及近半个中国.新桂系的历史,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在从事民国史或近代军阀研究的中外历史学者们的辛勤劳动下,有关新桂系的论文和专著,堪称丰富多彩.但从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多偏重于新桂系的政治史和军事史,而极少涉及教育史,特别是从新桂系实施“特种部族教育”这个侧面来研究新桂系治理广西的文章,迄今基本上没人涉及.有鉴于此,笔者选择了新桂系集团治理广西的这一侧面——实施“特种部族教育”作为研究课题.同时,这也是笔者试图为开拓新桂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作点粗浅的尝试.“特种部族教育”,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西省政府对少数民族教育之称呼.我国少数民族虽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但由于历史、社会、自然等原因,其教育无论是质还是量,均不能与汉族相比拟.因此,少数民族教育较之汉族教育有其独特的价值.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新桂系集团在战乱频仍之际,能意识到这点,根据国民政府的有关规定,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实施“特种部族教育”,可谓顺乎历史潮流.总     

中国租界史的再认识(之四) 百年租界·帮会·鸦片

租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开端,也是藏污纳垢之地。在三大租界即上海、天津、汉口,游民帮会的势力特别引人注目。租界是培育帮会的温床,也是青洪帮发迹变泰的大本营。在近代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租界,青洪帮首领以帮会为依托,以贩卖鸦片、开设妓院、赌台、贩卖人口、"黑吃黑"等不法行为获取大量财富,并影响商界、政界。近代中国是世界上吸毒人口最多、毒品危害最烈的国家,在华夏文明史上,没有另一种商品曾像鸦片那样带来巨大的灾难与耻辱。在租界庇护下,青洪帮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加入其中,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行业;烟、赌、娼三位一体,租界巡捕房与青洪帮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青洪帮的本质是黑社会性质的江湖渣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割除了青洪帮黑社会的毒瘤。     

民国初期广东的赌与禁

烟赌实为近代南粤“第一秕政”。民初广东因袭晚清颓风,赌害烈于全国。舆论界讽其为“赌国”,所谓“官”、“兵”、“绅”、“贼”乃“国中四大金刚”。军阀骄横,弛禁纵赌,政界腐败。欲壑难填,固为根本原因。而“寓禁于征”的税捐承投制度、港澳境外黑势力的渗入等,亦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其间虽曾有过几次颇具声势的禁赌运动,却始终正不压邪,陡起陡落。赌风蔓延,花样翻新,成为长期得不到根治的社会痼疾,广东人民深受其害     

"三自"政策: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

民国时期新桂系搞广西建设,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其理论依据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新桂系并不是简单照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形势,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广西特色的三民主义理论--"三自"政策,即自治、自卫、自给政策.     

对新桂系黄绍竑“离桂投蒋”的若干再思考

黄绍的“离桂投蒋”,就个人而言,由军事兴趣日减而转入政治领域,由军阀而从事政治。在蒋府担任要职期间,其政治能力日渐增长,个人能力不断焕发。就新桂系而言,他的离去不仅消弭了已经存在的黄白矛盾,而且其由于“在野”、“独立”的地位及国府要员的身份和“肆应”之才而在蒋桂矛盾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通过“助李竞选”和“劝白就职”为新桂系日后的“逼宫”奠定了基础。要之,黄绍的“离桂投蒋”对新桂系来说是利大于弊。     

雷沛鸿和新桂系的思想比较

雷沛鸿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改革实践家,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地方军事实力派。20世纪30、40年代,雷沛鸿在新桂系统辖下的广西大办教育,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谈到雷沛鸿与新桂系的关系时,或是简单地冠之以“为新桂系服务”;或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这无助于对雷沛鸿思想的深入研究。本文不打算纠缠于雷沛鸿和新桂系之间的是是非非,只想换个角度,从比较方面入手,探寻雷沛鸿与新桂系几度合作与离异背后的动因,以助于对此问题探讨的深入。     

近代美国侨社控制体系的构建及演变——以堂会为考察中心(1882-1931)

早期美国华侨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借鉴并创新国内的组织模式,在居住地创建地缘、血缘、堂会等不同类型的社团。各侨团通过内部的行为规范,以及与其他侨团建立的组织联盟,构成了侨社基本的控制体系。近代,侨社因华侨宗派意识浓厚,烟、赌、娼等偏业竞争激烈,这为堂会势力的崛起提供了一种有利条件,也加剧了侨社内部的冲突。近代美国当局不太重视侨社问题,而当时中国政府对其又鞭长莫及,侨社遂以中华会馆为核心,以华商和侨团为重要力量,模仿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将华侨组织动员起来,制订并颁布有关章程,严厉防范堂会分子肇事,极力维持侨社秩序。但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华侨"堂斗"仍延绵不绝,侨社对此控制效果不显。究其原因,这与当时侨社所处的内外环境关系很大。     

花禅娼尼:清代尼姑的恋世情结与佛教的世俗化

所谓娼尼,清代文献又作"秃娼",其起源当始于南宋时期的"尼站"。清代的娼尼,名为尼姑,实则形同娼妓,是一种迎合嫖客心理的主动行为,致使原本属于修行佛地的尼姑庵院变身为楚馆秦楼。清代以江浙娼尼、泰山姑子为代表的花禅异军突起,大抵证明清代士大夫的游冶趣味甚或游冶文化已经发生历史性的转向。随之而来者,则是佛教更趋世俗化。     

浅议李、黄、白到李、白、黄的合作

组成新桂系核心的人物,先是李宗仁(字德邻)、黄绍竑(字季宽)和白崇禧(字健生),自从黄绍竑脱离桂系以后,便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他们的合作,除了有着共同的利害外,还由于他们善于调处彼此的关系,注意巩固内部的团结。他们的合作固然是为了求得新桂系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加强新桂系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但这正是新桂系的一个长处,也可说是它的特点之一.本文不是全面阐述新桂系核心人物合作的过程,仅就李、黄、白到李、白、黄合作的问题,作些粗浅的分析罢了。     

新桂系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广西新桂系官僚资本,按其发展的规模和程度来作考察,1926年至1921年是孕育期;1932年至1935年是形成期;1936年后是发展期。一、新桂系官僚资本孕育期的特征1925年冬,新桂系李、黄、白基本上完成了对广西的统一,开始建立官僚资本企业,以维持他们在广西的统治。当时全国正处于南北政权对峙局面。广西政局初定,财政金融异常混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恢复和发展工农商各业,在经济上站稳脚。因此新桂系首先从统一和稳定金融币制入手。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县财政改革探析

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当局通过革新财务行政机构,整理县地方税捐,清理地方公有款产,建立健全预决算制度、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建立起了具有现代性质的县财政体系,改变了此前混乱无章的县财政状况.但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新桂系县财政整理的成果又在"回潮"和"断裂"中功亏一篑.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论孙中山一九二一年援桂讨陆之战

一九二一年六月,孙中山以“援桂”名义,发动了一场讨伐旧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孙中山晚年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而且,这场战争的发生,对尔后的广西政局影响甚大,它是旧桂系崩溃和灭亡、新桂系崛起和形成的关键所在。因此,对这场战争进行探讨,乃是研究孙中山和研究桂系军阀史所必不可少的。     

评三十年代新桂系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虽然在1925年初推翻了旧桂系,确立了他们对广西的统治,但在此后的几年里,新桂系一直把全力倾注在广州政府的北伐之举和与蒋介石新军阀集团争权夺利的混战上,无法过多顾及广西这一后方基地的建议。1929年至1930年,新桂系在与蒋的战争中失利,被迫退守广西。为着增强与蒋介石集团抗衡的实力,从1931年起,新桂系标榜“三自”、“三寓”和“四大建设”,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拟就三十年代新桂系经济政策出笼的背景、理论依据、具体措施及其作用和影响作一浅略论述,以就教于各方家学者。     

抗战时期安徽国统区的反腐运动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为巩固自身统治和动员民众抗战,大力整饬吏治,通过加强巡视制度、发动民众检举、规范办案程序、加大惩处力度等方式力图整饬吏治和肃清贪污,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污腐败行为。但新桂系未能消除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发动民众检举的运动式反腐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不可能真正遏制贪污腐败现象。     

论清代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清代鸦片泛滥成灾，鸦片问题是清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清代政府一直主张禁烟。从禁烟的动机与效果看，清朝的禁烟经历了初禁、严禁、驰禁、渐禁四个不同时期。清朝建立伊始，吸食鸦片之风已经出现，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放海禁，鸦片作为药材每斤纳税三分即准予输入，“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上成青，镶竹为管，就好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每年鸦片输入量已达200箱。已远远超过国内药用的需要，这表明吸食之风开始蔓延，烟民人数正不断增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战略文化是组织制胜与长足发展之本——新桂系管理文化的借鉴价值之一

在对战略定义、构成要素和战略文化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桂系战略文化的形成背景、战略文化的内容与运作的成效,探索了新桂系战略文化对现代组织在战略管理中的借鉴价值。     

论抗战前夕新桂系的“骑墙政治”

1930年至“七七事变”前,是新桂系(以下称桂系)从受挫到复起阶段。他们从维护、扩大自身利益出发,在国民党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两大对立的社会政治势力之间的缝隙中实施“骑墙政治”,求得发展以至“问鼎中原”。也就是说桂系采取了脚踩两只船的策略,看那只船对自己有利,就联合谁,从中捞到好处,扩大势力。于是,他们左右逢源,当他们的利益与蒋介石趋于一致时,他们就联蒋反共;但是,当他们与蒋介石在利益上发生矛盾时,又联共抗蒋,这就是桂系的“骑墙政治”,即两面政策。     

新桂系与蒋介石长期抗衡原因浅探

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军阀集团,曾与蒋介石集团抗衡廿余年之久,三次逼蒋下野。其能致此的主要原因是新桂系与当时其他军阀集团相比,有较稳固的后方基地,是典型的地方实力派,加之新桂系首酋们受过军事专业培育以及在战略战术上的一些功果影响等。但终究不是蒋家王朝的绝命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