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命”与“时命”:孔子天命观新论

孔子相信天命对于人事具有主宰意义,认为德由天赋,天人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人通过德性可以致福,其理论本质为德命或德福一致说。然而孔子落寞的一生却成为最好的反证:现实中人的德性善恶与其命运臧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由此导致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发生重大转变,即由原来肯认德福一致的"德命观"转而为坚持德福未必一致的"时命观"。     

论先秦儒道生命观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哲学主张一种"乐生安死"的生命观,与此不同,道家哲学则追求一种"超越生死"的生命观。这两种生命观都建立在对生命意义的理性反思之上,凸显了中国古人对生命生死现象的客观承认,体现了生命由自我主宰的主体精神。这种生命观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意识,也有助于塑造独立洒脱的道德人格,帮助人们以理性、坦然的心态面对死亡,最终树立一种追求生命不朽的人生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上博楚简《诗论》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

上博楚简《诗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文学教化思想向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过渡的一环。虽然《诗论》注重诗的教化作用 ,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 ,但相对于后世《诗序》、《诗谱》来说 ,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客观、对诗的情感把握较为真切 ;只是到汉代以后 ,《诗经》才被更多地附会上了历史教化色彩     

使民"心服":先秦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内核

先秦社会普遍存在的契约活动,为儒家社会契约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先秦儒家契约观的内核是使民"心服",即邦国政权的兴与亡取决于"民心",换言之,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与安宁,百姓或家族自愿放弃自然社会的部分主权,归附国君并成为邦国成员;但是,当国君严重侵犯百姓或家族利益时,他们有权"革命"。儒家社会契约观与法家社会契约观相比,更注重公意;与道家的相比,更注重"规则";与西方的相比,更注重家庭。     

刘克庄的诗教观与中国儒家诗教的演化

儒家诗教成熟于汉代。到宋末的刘克庄 ,分别从教化观、情礼观、美刺观上对儒家诗教进行了某些转变。这些转变有着必然的历史逻辑 ,即它展现了中国儒家诗教从先秦汉代到宋代的演化历史。而在这些演化过程中 ,蕴藏着深厚的政治文化根源     

《要》与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架构

对帛书《要》的深入分析表明,孔子对先秦儒家易学进行了分类概括,并宣示了他的易学理论架构:"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和"观其德义"。这个理论架构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指明了先秦儒家易学的理论建构方向。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易学学者,在易学研究上展开了两个向度:对《周易》文本的义理阐发和对《周易》文本的象数重构。在这两个向度上对于易学传统的借鉴和突破,对于孔子易学理想的落实与增进,都显示了儒学和易学在融合互动、共同生长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思想张力与理论创新。     

论先秦儒家死亡价值观的内在理路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既是儒家死亡观中的一种特殊死亡方式,又是儒家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种生死抉择。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规定了儒家由生观死的内在理路,因此要讨论先秦儒家的死亡价值观,必须从儒家的人生价值理论谈起。社会秩序是儒家人生价值的出发点;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内涵;修、齐、治、平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路径;杀身成仁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极端取向。     

先秦儒家性理观念溯源

"性理之学"是由"性"、"理"两个内在联系的核心范畴构成的,它虽定型于宋代,其观念则起源于先秦儒学中"生"、"天"、"命"、"德"、"理"等思想内涵。先秦儒家性理学观念的早期形态特点对后世性理之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义利、王霸之辨的政治哲学阐释

先秦儒家认为,道义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性,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源泉,也是评价社会政治生活的最终依据。道义优先贯穿于先秦儒家的义利、王霸之辨,先秦儒家根据道义原则判断功利,拒绝了结果主义的考虑,强调功利只有符合道义才有意义;根据道义原则品分政治,认识到王道合乎道义,霸道讲求功利,形成"尊王贱霸"的立场。先秦儒家用道义这一最高标准制约功利、区分王霸,形成了对优良社会生活的基本设想。总之,先秦儒家义利观遵循道义优先、以义制利再到义利统一的逻辑,孟荀对义利、王霸关系的认识不存在根本差异。     

先秦儒家公正理论的基本维度

通过与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的对比,我们发现,先秦儒家公正理论蕴含着两个基本维度.首先是被"礼"、"义"确定为评判完全德性的尺度,因为二者能够使人关注社会的整体福利.其次,"礼"、"义"在调节社会秩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礼"类似于部分公正或公正的现实原则,即根据名分来分配社会公共福利;而"义"则相对于公正的形式原则,即澄清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具备是什么样的条件以及不平等分配的必要性.     

先秦儒家责任观及其启迪

先秦儒家责任观是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关于责任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先秦儒家责任观的形成是建立在社会变迁对责任的深层需求之上的,在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外等矛盾的关注中,突出了人对自身的责任、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     

外在天命与主体自由的二难困境——理学对力命关系的考察及其内蕴

力(主体力量)与命(外在天命)的对峙,是困扰儒家的哲学难题。自先秦开始,儒家便力图化解力与命之间的紧张,在宋明理学那里,这种尝试又以新的形式得到了继续。如果说,程朱较多地强调天命的普遍主宰,那末,陆王则更注重主体意志的力量,在这种不同的运思倾向背后,则是宿命论与道德自由的纠缠。与天人之辩上强调当然(人道)相联系,宋明新儒学常常表现出相当自觉的历史使命意识。理学的奠基者张载曾有如下名言:     

先秦儒家"圣""君"立法思想及其法伦理意蕴

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拥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矫正层面上体现为"暴君放伐".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此,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中国先秦思想中的水观探略——兼与基督教关于水的认识的比较

本文就中国先秦哲学思想中几种对"水"的思索进行了一番考察,尤其对儒家和道家的水观与性别意识的关联作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先秦哲学思想中的水观与基督教的水观作了比较,指出前者对"水"持俗世的理解而后者对"水"则持一种超越的态度.     

儒家“直道”理念的实践指向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的"直道"观贯穿于修身与为政,即修德、行仁(实行仁治)的目标之中,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对儒家而言,中正方大君子人格的根本性基础就是一个直--修身之直道,因而儒家的"修道"观,首修其"直".<中庸>"率性之谓道","直"在其中;朱子"直内而修身","立心以直也",是对儒家修身之直道的概括性说法.无直道即无公道与正道可言.由此,修身之直道与为政之直道二者相通,这种实践指向的逻辑通路之基点可以"动直则公,公则溥"一语概之.直-迣-果-简-行-义,则可作为一种判断是非之伦理感的扩充模式.     

《庄子》"无以故灭命"之"故"释义考辨

长期以来,学界对<庄子>"无以故灭命"之"故"主要释义为"造作"、"巧故"、"智巧"、"人为"、"分别之心"、"有心而为"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庄子>的主旨,却遮蔽了"故"之深蕴奥义,失去了文本原句应有之义.从训诂方面、篇章结构方面及<庄子>的哲学思想来分析,"故"应当释为"困苦"、"苦难"、"变故"、"意外的事变"、"不幸的灾祸"等,指遭遇的偶然现象,与不可知的、不可抗拒的绝对必然性"命"相对应."无以故灭命"即不要以一切困苦、苦难、意外的事变或不幸的灾祸等纯属偶然的现象,来否认自然之命的必然性,进而丧失了与道或命同体的状态,这种释义既表现了<秋水>篇的相对论观点和<庄子>"齐"原理,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了<庄子>哲学的顺命观.     

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关系新探——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儒家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义利天赋观”“义贵于利观”及“兼利天下人观”等特色价值观。董仲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因此,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安于义命”:二程的性命哲学及其道德旨趣

作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二程继承了儒家的天命论和道德追求,在天、理、命、性为一的前提下,强调"命在义中",将践履仁义道德说成是人的天赋之命和人生追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义处命"和"安于义命",二程提出了一套具体的待命之分和践履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