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妇运史上的“取消主义”思潮

"取消主义"是中共妇女运动历史上以实行无性别色彩的组织动员政策,反对在党内外建立并主张取消任何独立形式的妇女组织为基本内容的"左"倾思潮。它萌生于民主革命时期,1949年后不断发展,至"文革"时期恶性膨胀,迟至拨乱反正时期才退出历史舞台。考其成因,既有国际共运传统与俄国经验的影响,亦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限制,而中国儒家性别文化的传统也是不可忽视的。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革命视域下的乡村妇女解放——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

追寻妇女的个体解放是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激情与梦想,遗憾的是,单纯的“妇女主义观点”影响了传统的家庭关系,乃至乡村的社会稳定。应对运动进程中的“自由”困境,高干会后,从革命与战争的需要出发,妇女参加生产,建立抗日的、和睦的、人才两旺的新家庭,成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解放的主要内容。梳理革命视域下的乡村妇女解放,自由平等的个体解放,是革命的奋斗目标;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的是革命力量的积聚,而非个体的无限“自由”,妇女解放必须服从于革命的基本要求。     

抗战时期陕甘宁根据地农业合作社的绩效分析

1942-1945年间,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而不仅仅是革命危急形势下的应急之举.从整体上看,它是中共创新地利用乡村互助合作生产的传统,以合作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此举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广大民众通过合作社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参与中形成了与中共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得中共逐渐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握.     

论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合江省妇女运动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东北内战和东北土地改革时期,位于三江平原的合江省(今黑龙江省所辖)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引导下,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大生产、支援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进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揭开了内战时期东北地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有力地推动了此间东北各省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探讨此间合江地区的妇女运动的影响,有利于总结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经验,为全面研究和准确评价在近现代东北地区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妇女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提供参考。     

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和价值观重建

构成乡村社会秩序最基本的三个元素是文化、制度和权威,而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基础。随着当下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城市文化快速地向农村覆盖,传统的乡村文化已经瓦解,对乡村治理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未来中国乡村文化与乡村秩序的如何演变,取决于中共在十八大上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下,国家主流文化、社会文化、个体文化与仍然存在的传统乡村文化之间能否融合协同一致发展。     

社会性别角色的转换与妇女解放——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研究的一个侧面

本文以近代长三角地区为中心,从"走出家庭"转换社会性别角色的角度,就打工妹群体摆脱家庭束缚,"做厂"打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挣脱传统婚姻家庭的桎梏追求婚姻自由诸方面,审视打工妹现象之于妇女解放的影响,认为打工妹转换社会角色"走出家庭"之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打工妹现象既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尽管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妇女解放处于"初级阶段",但为妇女解放运动向纵深和宽广拓展奠定了基础,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容忽视。     

“妇女能顶半边天”:一个有四种说法的故事

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口号,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联.国际国内对之自20世纪至今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对"半边天"所涵盖的"自强"精神的重新认识可以继续为很多女性提供一种文化资源,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女性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仍然定义着女性关于自己是谁的概念时."半边天"的理念更应该在"后妇女解放"的中国社会在性别政策方面出现变化的现实中.在制度层面上得以坚持.     

论中共革命与乡村民俗之关系——基于华北中共根据地春节文化的思考

现代革命总是与传统民俗粘合在一起,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共革命置身于传统性浓厚的乡村社会,更是与传统民俗关系密切。基于现实的生存境遇,中共革命委身于乡村民俗,以寻求革命资源、补充革命能量,而具备群众基础和文化心理的乡村民俗恰也符合了革命需求。因革命的委身,乡村民俗具有了革命气质,体现出新的革命精神和意志,生成革命的新民俗。新民俗亦并非革命超越民俗的结果,只是革命借助民俗实现政治意图的一种短暂表现。     

清初知县乡村治理特点研究

知县施政的理念和实践是影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理应成为我国传统乡村治理文化的组成部分。清初陆疆、内陆、海疆三类知县的乡村治理,尽管带有鲜明的区域特性,也影响到个人的施政特点,但是总体而言,知县乡村治理"统域"与"自域"的历史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清初基层官府与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历史基因。     

发达国家乡村贫困与反贫困战略研究——以美国为例

在贫困和反贫困问题上,全球学界和政策界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南部非洲那样极度落后地区,忽略发达国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乡村地区。即使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富裕国家,乡村贫困问题依然相对严重并有永久化趋势。最低工资标准、适度的贫困线和社会福利制度是美国反贫困最成功的政策工具。殖民拓荒传统、种族主义遗产、经济和产业重构、国内外移民趋势、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经济政策等造就或加剧乡村贫困。但以农业政策代替乡村政策以及缺乏针对性的乡村减贫战略尤为致命。     

“三寸金莲”之变:华北中共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女性身体

1949年以来的大陆史学界以及影视、小说、报告文学,持续塑造了战时中共根据地区域女性群体的象男人一样的英武形象,然而现实状况并非如此简单。战时20岁以上女性多数因受"三寸金莲"的限制无力远行,许多女性遭到日伪的迫害。战争的伤害加剧了她们对中共女性解放理念及政策的快速接受并投入放足活动,生存体验急剧改变着传统的审美观念及习俗,女性的身体与心理变革因抗战而发生。在战争背景下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妇救会、青救会以及生产等工作,但中共华北各区域的女性参政与从事生产普遍存在着"夹生饭"现象。当时华北根据地对女性的政治动员既有新理念成分但更主要是现实政治压力所致,对女性身心责任的要求更多,权利倡导不够,女性审美及心态也因革命及意识形态的输入而产生了重要变化。尽管女性努力希望得到政治与经济上的一席之地,但因身体弱势无法摆脱男性歧视和战争选择,战时华北偏远乡村女性身体解放的复杂篇章,对1949年后共和国女性生存状态产生了重要的、持续性的影响。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模式分析——以广西牛哥戏为个案

当下农村的公共空间被压缩,文化建设被边缘化,导致农民会共文化生活呈委缩之势."文化下乡"政策实戏体现的是嵌入式的发展理念和简单的"送文化"行动逻辑,即农村社会需要由政府自上而下的"送文化"方式来解决文化匮乏的现实困境.这种理念的根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农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及农民在建设乡村文化方面的主体性、积极性和主动性.作为乡村社会一种传统的文化娱乐方式,乡村戏剧的演出构建了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应以牛哥戏在桂东南农村地区的繁荣为契机,推动广西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源式发展"理念建构.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想主流及其影响

"五四"运动开创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它之所以能形成大规模的妇女解放思潮,其原因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推翻封建制度的客观要求."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今我国妇女运动也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0世纪30年代女性报刊对乡村妇女问题的诊断与求解——以《女子月刊》为例

《女子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女性刊物,在该刊探讨的诸多问题中,乡村妇女问题乃焦点之一。这种关注倾向,与其所处之历史环境及刊物自身定位密切相关。《女子月刊》从生计、地位、择偶权、教育水平、迷信等五个层面批判了乡村女界的种种病态,指出解放乡村妇女关键在于教育。通过智识上的引导,该刊希望乡村妇女能在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维度上适应时代要求。以《女子月刊》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报刊对乡村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进程。但它们在反映和讨论乡村妇女问题时也存在不少缺憾。     

延安时期《中国妇女》月刊与中共妇女观

《中国妇女》月刊(1939—1941年)不仅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刊物,而且是面向社会的专门的妇女刊物。《中国妇女》月刊启用女共产党员、女革命青年作为核心执笔群,成为宣传中共妇女观的第一阵地;搭建时空网络、运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塑造新女性的媒体形象,成为传播中共妇女观的主要媒介;阐释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社会解放、中国共产党、妇女干部、妇女群众的关系,成为系统表达中共妇女观的重要平台。《中国妇女》月刊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妇女工作、全面领导妇女运动,提供了及时、有益的理论依据与科学借鉴,成为衔接中共妇女观与妇女工作、妇女解放运动的纽带。     

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论新世纪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大学生"村官"制度在乡村的限度表达——以北京Z村的果农进修班为例

大学生"村官"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农村发展政策越来越受到政府、社会和学界的重视."大学生村官"是作为"外"的国家自上而下推动和作为"内"的乡村社会自下而上吸纳的结果,但是形式上的"内外结合"却在乡村表现为"内外分离"的景象,"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并没有与乡村真正融合,能参与的事件和发挥的作用都有边缘化的倾向.有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对于乡村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发挥其积极作用需要的是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身体的革命与革命的身体——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翻身运动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身体的革命,因为只有身体的"翻身"才是最终意义上的翻身。通过规训、控制身体,华北解放区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实现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根本性置换,审美、名字等跟身体相关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认同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身体更成为构建革命合法性和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一个重要因子。对于翻身运动中身体的治理,彰显出中共政权治理技术的娴熟与政治智慧的高超。不过,中共政权规训身体、遮蔽身体的实践在华北解放区的革命进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借助翻身运动的革命机制,革命场域下的身体逐渐走向了组织化与革命化,但是乡村传统依然制约和塑造着革命身体的历史演变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