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学因果关系在公害犯罪认定中的运用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为应时越发严重的公害犯罪而产生的,它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推定,与建立在科学法则基础上的条件说、相当因果说不同,但它与条件说、相当因果说并不矛盾.疫学因果关系的认定要符合四个条件.被告人可以举证证明致病因子与公害事故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论专家民事责任中专家过错的认定

本文在过错归责原则前提下,认为应在主客观相一致基础上界定专家过错,提出我国专家过错的认定标准可考虑采用“专家标准”,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专家标准”做出相关分析,并建议专家过错的举证可考虑采用“表面证据”规则。     

论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案与证据收集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不断成熟完善,商业贿赂作为一种潜规则,逐渐蔓延并渗透到各个行业,愈演愈烈。国务院要求加大打击力度,深入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重点部位的大案要案和窝案串案。完善查处对策是加大打击力度的重要手段。多渠道获取线索、科学实施立案审查、强化各类证据收集手段的运用,成为高效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主要对策。     

推定技术在环境犯罪中的运用

环境犯罪由于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在主观心态、因果关系以及危害结果的证明上存在诸多难题,对传统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环境犯罪证明的疑难点中引入推定技术,可以克服传统证明模式的不足,通过转移举证责任,以此减轻检察机关的诉讼负担,提高打击环境犯罪的效率。     

中外环境犯罪形态与因果关系认定之比较

环境犯罪入罪的最大问题是因果关系的认定.从中外各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及犯罪形态来比较、探讨环境犯罪形态对因果关系的影响,可以得出适当地修正构成要件结果的定义作为归责的基准尺度的结论;借鉴德国将“环境结果犯”跟随环境法益的观点来解释“构成要件”,能确定环境犯罪中复杂的因果关系.     

论专家证据的扩张与限制

专家证据是对不确定概念和信息连接点的补充,是补足司法认知能力、加强举证责任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专家证据受其内在规定性、程序法的限制。专家证据较其他证据而言有独特的优势,证据效力也有独特特点。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专家证据的法律适用

专家证据是目前国际民事诉讼中应用越来越多的证据,但是两大法系对专家证据的规定存在很大差异.传统国际私法规定适用法院地法,难以满足现代国际民事诉讼的需要.我们需要在对专家证据进行合理定性的基础上,区分出其中的实体性证据规则和程序性证据规则,分别探讨其法律适用问题.     

论共同贪污犯罪中的数额认定

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贪污数额的认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对于数额的确定标准。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上没有形成通说,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本文在分析各种学说利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提出犯罪总额是定罪量刑的基础,分赃数额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     

论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的完善

新刑法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这无疑是我国刑法史上一件大事,开创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新局面,加强了对犯罪的惩罚力度,标志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定日益显现出其不足和缺陷.因此,应统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内容的标准;统一法定刑的标准;增加资格刑的处罚,以协调和加大对污染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反腐视角下犯罪论体系与证据体系一体化

刑事法治打击腐败需要刑法与刑诉法的双重运用,而刑法中犯罪论体系与刑诉法中证据体系又都各自有其局限,使得打击腐败的刑事法治理论在实践中难免产生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多元化犯罪论理论与一元化司法实践之冲突;传统犯罪构成主观的思辨导致被告人"口供"证据的强势运用;传统的犯罪构成不利于对案件事实及其证据类型进行合理区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主客观层面不协调。为解决上述难题,坚持犯罪论体系与证据体系结构层次和逻辑推理的一致性,才可能实现刑法与刑诉法协调交互的一体化机制。     

间接反证法在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中的运用

污染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难度巨大.为了解决证明上的困难,国内外立法和实务开始尝试运用推定方法,间接反证法便是其中一种.间接反证法是由不负有肯定事实存在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反证事实不存在的一种证明方法.环境刑事司法实务运用间接反证法有利有弊,故对这种证明方法应当进行适当的限制,否则会侵犯人权.     

浅谈我国妨害证据犯罪的立法疏漏

我国现行刑法中,只将刑事诉讼中的伪造、毁灭证据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的伪造、毁灭证据行为未做规定。本文结合司法实践,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修法视阈: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新近修改实施之当下,系统调整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的时机相对成熟,而且以归类三大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违法行为为基础,系统整理相关罪名的排序和依次明确各罪构成,能改变目前罪名适用混乱的现状。应取消刑法第307条规定,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且将现属妨害作证罪中的"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归并其中;根据重点罪名的修改,厘清其他罪名涉及的"证人"、"证据"指涉范围及性质,探讨不作为行为在何种情形下构成犯罪,才能平等保护诉权和体现刑罚必要性原则。     

论网络犯罪证明中的数额认定方法

网络犯罪通常具有犯罪对象海量化的特点,涉案金额、数据数量往往十分巨大,难以精确计量,但数额的认定会直接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对此,学界提出了等约计量、抽样取证、底线证明等多种应对方法,但具体而言各有利弊且具体使用方法不明确。通过对典型网络犯罪中涉及数额认定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计算方法都难以单独适应网络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此,可以确定一种层次性选择使用的思路,即将底线证明作为首选,将抽样取证作为补充,将综合认定作为后援,系统性解决网络犯罪数额认定问题。     

论环境犯罪的构成

环境犯罪是刑法学和刑事司法领域的新型犯罪 ,环境犯罪构成由环境犯罪主体、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环境犯罪客体、环境犯罪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构成。从总体上把握环境犯罪的构成 ,对于准确地确认和追究环境刑事责任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环境犯罪若干争议问题分析

环境犯罪的危害性无须赘言,法律对环境犯罪问题的规制成效有限。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观之,主要原因在于对环境违法及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使得环境犯罪的收益远远大于其成本。文章重点剖析了环境犯罪领域内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如过失危险犯的设立、严格责任的引入、因果关系的确定等,力图通过新的视角,以提高环境犯罪的成本、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的方式,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犯罪。     

论刑事推定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兼议我国犯罪所得没收制度的完善

在犯罪所得没收的司法实践中,犯罪所得的形态不断变化且随时处于流转中,这些情况增加了证明和判断哪些财产属于犯罪所得的难度。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一些国际公约将刑事推定制度引入到犯罪所得没收中,用来判断犯罪人是否从犯罪中获得利益以及所获利益的数额和范围。当然,鉴于刑事推定的风险,其在犯罪所得没收中的适用需要遵循一定的条件。因此,我国可在刑事没收中建立有别于犯罪人定罪的刑事没收的证明体系,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重心放在甄别有关财产是否来源于犯罪所得的问题上,并引入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行为证人、职务证据及专家证人辨析

诉讼,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为内容,而适用法律须以有一定的事实存在为前提,事实的存在须以证据证明之,在证据方法中,就事实证明而言,最为直接最为具体和详细者即为人的证据方法。人的证据方法不仅包括证人陈述(证人证言),还包括当事人陈述、专家证人意见陈述、职务证据等。诉讼中应强调行为证人当证陈述;专家证人应涵盖我国的鉴定结论制度,专家证人必须出庭接受询问,专家证人不出庭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没有证据能力。     

环境犯罪论

环境犯罪是违反环境保护法,严重污染或破坏自然环境资源,使生态平衡、人身安全或公私财产受到威胁或实际损害,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环境犯罪形成发展的成因在于:当代人的逐利行为、环境法律的缺陷、环境行政执法机制的缺陷。入世后,环境犯罪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因而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控对策。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证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取证现象还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