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文化:后五四时代梁漱溟与胡适的争论

在近代中文世界里,文化和文明都是外来词。清末是文明盛于文化,民初则文化扩张而文明退缩。在此攻守势异的转折期,不时有人辨析二者的异同。他们的思想资源多自西来,然而西人对此并未形成共识,故中国学人的争论,也更多表现在其论述动机和想要阐明的意思之上。胡适和梁漱溟都曾借此概念辨析来强化自己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旨,试图通过制度这类软硬件兼具的形态,来论证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什么样的文化方式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研究述评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影响非常深远的大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从论战发生的背景、论战的概况以及对论战的评价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中还存在着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二是系统性不够,三是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文化失调与儒者复出的呼唤——梁漱溟东西伦理文化观研究

民族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尤其是中国社会面临结构性转换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民族伦理文化的价值定位？这不仅是东西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也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梁漱溟正是在对这一主题的反省与沉思中,走上了复兴儒学的道路。认为儒家伦理精神及其内在价值的现代重塑或“翻转”,不仅可以抑制西方逐物于外的颓流,而且可以解救民族危机,有利于现代化的目标。然而,事实表明梁氏为自己设立了一道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难题     

东方化与西方化——梁漱溟、胡适文化观述评

在近代中国的思潮中,只有文化问题才是近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首要问题。梁漱溟的文化观独树一帜,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他提出三路向说,并以"意欲"作为三路向说的核心观点,而同时胡适提出文化惰性论直接批判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本文意在探讨二者在文化观上的差异,从而对中西文明冲突做出阐释。     

无共识的共论:五四后关于东西与世界的文化辨析

在后五四时代,文化的区域性与世界性是个敏感而微妙的问题,所见人各不一。时人明知东方和西方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却惯以它们来表述世界,提示出特定的时代关怀;而提出反对的质疑者,其实也有具体的针对性。尽管时人可以在缺乏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分享的探讨,后人则不宜忽视当年那些似可不言而喻的歧异认知。而当从仿佛可以不计的小异中,探索其间的大不同。     

梁漱溟：“意欲”与东西文化

从“意欲”这一本体概念出发,梁漱溟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体系。“意欲”是文化的总根源。文化即生活的样法,而生活不过是意欲的表达而已。意欲的趋向不同,产生出人生三种不同的路向,由此区分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不同的文化。对于东西文化,梁淑溟一方面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从“应然”的价值角度说明了东方文化远胜于西方,并作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的惊人结论。将“意欲”作为逻辑基点,使得梁淑溟的文化哲学有着很强的理论征服力,但也留有一些不足之处。     

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

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在社会背景、民族激情、文化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关系。同时,论战思想家个体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接受,时代语境间亦不乏主动或被动的渗透与选择。     

从文化观差异看梁漱溟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

胡适的孔子研究是其“整理国故”的一次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胡适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其西化视域下的孔子研究也受到质疑和批判。梁漱溟的孔子研究基本上是回应胡适之论而起,但其结论往往针锋相对。梁漱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胡适的孔子观的批判,恰是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冲突。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五四”东西文化论战再反思

自清中叶开始,中国社会和文化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多种文化互相激荡,新的文化逐渐生成。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作为特有的文化历史现象,昭示着中国历史巨变所蕴涵的现代意义,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论争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前提下讨论东方文化能否继续存在。当然,这样的一场争论,其政治意义超过了文化意义,所谓的文化中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看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对民主与科学的思考,不是在反对民主与科学,而是集中在如何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之精神。他的基本方法是"全盘承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同时对西方的人生态度进行"根本改过"。其独特之处在于既积极主张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又积极肯认儒家伦理人生在现代乃至未来的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文化调和主义的立场又使得梁漱溟在理论上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

在学术界，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序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没有限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急，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这不能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评析

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并断言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未来的世界文化不仅不可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甚至也不是人类文明总和的复兴,而只能是在人类以往文明的基础上,对全部传统和现代文明进行整体的改造与重建。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胡适和梁漱溟的两度"合作"

李大钊、胡适、梁漱溟分别属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保守的新儒家学者 ,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思历程 ,以不同的方式关注并试图解决社会改造、文化重建等重大问题。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共识” ,且私交甚深 ,“五四”前后曾共同参加李超女士追悼大会 ,并共同列名“好政府主义”。本文以上述两次“合作”为切入点 ,分析考察了三人在妇女运动和社会改造问题上的异同。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初探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是以"意欲"为本源来构建其文化哲学体系的.他所阐述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试图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问题,以期指明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     

生活与人生路向--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先生从他所得到的佛家的意思去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即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做“相续”。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尽宇宙是一生活。     

解读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梁漱溟的一生纠结于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伴随他走过的一生中,个人精神追求和国家民族忧患之间形成的强大张力,使得他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多了一些常人所没有的多向度性。这种多向度性一方面使他的眼光往往比别人独到而深刻,另一方面又使得他的思想和人生常常陷入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充分展示了这种独到和深刻,也反映了梁漱溟试图调和这种矛盾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