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之治理——以西南G省为研究样本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解组现象加剧、犯罪结构变化、身心特征发展,新生代未成年人团伙犯罪在持续高发态势的同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继续加剧、辍学少年比例较大、恶性犯罪比例上升等新特征。究其根源,家庭监管不力、学校教育不到位、成长关联行业监管存在漏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力量薄弱等因素均属该种现象的诱因。为此,应强化家庭监管功能,更新学校教育理念,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加强社会治理,健全现代化三位一体未成年人法治体系建设,构建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社会治理机制,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教育矫治,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与未成年人法的衔接与调适

我国已构建起以未成年人专门法为主体,其他法律为补充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法治保障。《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规范警察执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肩负着保护未成年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任务。新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从严惩处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细化未成年人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衔接,提升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质效,合理规制严重不良行为。但是《草案》中涉未成年人条款也存在法律原则缺位、保护对象不全面、保护措施不周密和教育措施不明确等问题,对此需结合实际,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及专章规定未成年人警务制度。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研究的演进、热点及展望——基于CNKI(1981—2022)研究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自1991年颁布实施以来,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Excel和Cite Space软件对CNKI数据库中有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1089篇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从文献年度分布、核心作者、关键词时空分布和关键词共现等角度展示了研究热点和研究脉络。本领域研究经历了立法筹备期（1981年～1991年）、完善修订期（1992年～2012年）和深化拓展期（2013年～2022年）三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形成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保护、网络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合法权益等研究热点。未来研究中,在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建设、保护未成年人各类合法权益、加强和细化典型案例分析和普法宣传等方面做好前瞻性研究工作。     

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状况研究——基于全国3108名学生的实证调查

良好的法治教育有助于未成年人明辨是非善恶、预防违法犯罪。以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发现其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守法意识较强,但整体的法治意识、权利认知有待加强,权益维护状况仍需改善,法治教育途径实践性不足、活动性不强,法治教育效果亟需优化。应当明确学校作为法治教育的第一责任主体、家庭作为第二责任主体,在政府不断优化的法治教育大环境中,持续凸显群团组织的作用,发挥民政、公安机关等部门的职能优势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特长,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法治思维、培育法治观念,依法规范自身行为。     

联合国未成年人司法原则及其在中国的贯彻实施

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是国家相关职能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的基本遵循,对未成年人司法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联合国通过条约、规则、意见等法律文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主要包括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非歧视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教育感化和惩戒相结合原则、公正审理原则、档案保密原则、相称原则以及非监禁化和最低限度标准原则等。为进一步贯彻实施联合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原则,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司法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政策、提高未成年人司法工作水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的现代化。     

司法场域中《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表达与实践——对3323起案件的实证考察(1992-2019)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司法适用提供了观察与研究《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新视角。对该法颁布实施后至2019年的3323份判决书的研究表明,法院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民事案件持续上升,案件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省际区域性差别较大,援引条文分布不均匀。实践中,《未成年人保护法》承担了宣示、实体性规范、权利主张和教育说教等功能。文章还探讨了裁判文书反映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案件类型等。《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为其规范、完善与修改提供了一种思路,从而更好地达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应充分体现儿童法和社会法定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为未成年人赋权并提供特别保护的法律,兼具儿童法和社会法特性,既要充分肯认和体现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又要积极回应未成年人保护的现实需求。2019年公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在立法理念和体系建构上均有重大突破,但其篇章结构和规范条文尚有待细致研讨和充实调整。以现代儿童保护体系所遵循的家庭首要责任、国家全局责任、社会协作责任内在逻辑为观照,《修订草案》可进一步优化当前铺排不畅的篇章布局,凸显政府保护责任的基础地位,同时在未成年人参与权的具体实现、监护与收养制度的均衡与贯通、网络保护责任主体和网络暴力样态的扩展等方面臻于完善。     

省思与突破：防范算法侵害未成年人的规制进路

3月1日正式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在算法治理领域为未成年人设置了保护专条。作为一种技术双刃剑,算法科技在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未成年人教育与安全的诸多场景时,一方面为未成年人的保护构建起了一道“智慧”屏障,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给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造成一定的侵害。新规的出台,说明防范算法侵害未成年人的规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优化。算法对于未成年人的侵害多表现在数据泄漏、过度推荐、不平等和歧视等方面,基于此,关于算法的伦理机制和针对未成年人的算法素养教育成为解决算法侵害问题的重要抓手。     

论网络不良信息犯罪之未成年人“被害-加害”机制及其预防

网络不良信息传播是涉网型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诱因,该类信息之传播泛滥,除未成年人被害自身心智不成熟因素外,尚有保护不周、政府管控效果差等诸多成因。预防涉网型未成年人犯罪,须立足于未成年人“被害-加害”之身份双重性的基本立场。鉴于此,从“被害-加害”视角出发,未成年人犯罪认定上坚持总体“从宽”原则,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不应仅从犯罪学角度出发,更应从被害易感角度进行分析。源头规范网络信息内容,建构网络信息分级管理模式以过滤不良信息,通过网络刑事合规建设切断网络不良信息之传播渠道,从“政府-家校”多元角度体系构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机制。     

统计部门在基普工作中的六项作用

一、应注重发挥在组织工作中的牵头作用 每次普查工作的准备阶段和现场登记、审核录入汇总等项工作都是在政府普查机构的直接领导下,由统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统计部门在这些组织工作中,承担着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发挥着其它部门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统计部门应在普查中继续发挥自上而下网络健全的组织优势,肩负起承上启下、依靠政府、沟通内外、协调左右的综合、组织、协调作用,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庭审教育之初探——以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为视角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庭审教育则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实践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完善的庭审教育制度对于感化、挽救失足少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本文结合近年来我国庭审教育的实践状况,初步分析了庭审教育的内容、价值取向、功能、现状与问题,并尝试指出了需要完善的几个方向。     

涉罪流动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困境及突破——以C市N区近年流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研究样本

由于流动未成年人往往离开户籍地、脱离家人独自生活,缺乏经济来源和有效的监管,其涉嫌犯罪后,建立在户籍制度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基础上的现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制度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致使涉罪流动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对此,应提高涉罪流动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效率和质量、提升涉罪流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规范性和实用性、发挥好法定代理人及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作用、建立涉罪流动未成年人多元监管机制,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涉罪流动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体系。     

对“乡卡”改革创新的思考

"乡卡"在全面反映乡镇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指导各级政府的工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乡卡"统计中存在着部分指标乡镇统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提出改变报送渠道、精简指标等建议措施。     

基于三位一体招生新政策统计调研引发的生源导向问题思考

通过对"三位一体"招生新政策的调研可以发现该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广大学子踊跃报名参与,不少学生通过该政策圆了求学梦,同时为生源的培养和教育带来启示。本文从生源输送方,生源接收方,生源监护人三个角度,结合调研中的访谈结果,简要分析"三位一体"招生新政策对生源导向作用,并分别提出相应建议。     

市场经济中政府行为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一、政府行为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一)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均需发挥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虽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时由于受自然垄断、不完全信息和非竞争性等特点的制约,存在着"市场失灵",因而政府必须主动发挥自身职能,在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力所不及的地方,加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中政府行为应定位于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背景下防治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未成年人涉网年龄持续走低、涉网人数占比持续上升,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高发、频发。与传统的性侵犯罪相比,网络性侵犯罪方式更便捷、手段更隐蔽,出现取证难度大、受害群体范围覆盖广、重复作案和重复受侵害情况明显等新问题,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增设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章,对于防治利用互联网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前端预防不足、中期监控缺失、后期惩治不够等困境,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深度融合,共建共治,从构建性教育体系、落实监管责任、强化犯罪惩治三方面共同发力,才能构建起多维保护体系,进一步防治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     

检察监督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形态探析

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律赋予的法定职责推进落实“两法”构建的工作格局和制度设计,是新时代检察监督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大使命。检察监督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形态包括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和非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主要是针对涉案的未成年人构建以办理案件为中心的预防涉案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的司法保护体系,非司法化方式参与形态主要是针对未涉案的未成年人构建以执法监督为中心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社会化保护体系。     

心理援助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中的作用探究

近年来我国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呈高发态势,为了能够让受到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得到的更全面的救助和保护,降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概率,形成专业化办案机制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调查取证机制,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和一站式预防体系应运而生。而心理援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贯穿于整个“一站式”询问的过程中,本文就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心理援助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中的作用,并就如何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现实困难作出具体的阐述。同时对于性侵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测评和疏导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改进方案。     

现代治理视域下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困境及其完善进路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是一种被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未成年人犯罪矫正制度。从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到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得到长足发展,成效十分显著。为加强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权益保障,结合未成年人特点,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区矫正法》又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做出了专门规定。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尚未确立科学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具有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特色的具体矫正措施,在未成年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方面尚存诸多空白。进一步完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体系,不断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矫正工作,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本文立足于分析我国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困境,借鉴域外先进经验,试图从立法、机构设置与人员培养、科技赋能等方面探索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     

论公益诉讼视角下未成年人网络技术风险的治理

互联网发展为未成年人带来数字便利的同时,技术进步也将未成年人置于网络安全风险之中。未成年人群体极易因网络信息管理不当和防沉迷机制落实不到位等技术问题受到来自互联网世界的侵害,在当前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和司法逐步完善的背景下,针对未成年人群体遭受网络持续侵害问题,通过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来推动网络平台技术整改、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监管是治理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风险、实现未成年人网络权益全面保护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