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原因试析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次合作“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重谋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其中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抗日大业,奠定了基础。我党这个方针的转变,是几方面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联蒋抗日”的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

“联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这一方针的提出和实行，大大促进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加快了抗日战争的发动。但这一符合全民族抗日要求的重要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     

冯玉祥与察哈尔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多次联系旧部以东山再起,但始终未能如愿。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是冯玉祥爱国思想的体现,同时也"颇有自谋之嫌",是其反蒋复出活动的继续。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同盟军的经济困境及内部矛盾等原因,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冯玉祥抽身隐退,以保存实力,待机再起。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及其取得的胜利,打击了日本的侵华气焰和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乃至全国的抗日反蒋斗争,冯玉祥功不可没。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但是,不能人为拔高冯玉祥与中共合作的思想境界。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李宗仁逼蒋抗日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动,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伟大胜利,是全国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桂系首领李宗仁在逼将抗日中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但过去史学界对此论述较少,而一提到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就说他们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或说是“假抗日,真反蒋”;或说“两广事变以失败而告终”。实际上否认或贬低了李宗仁在“七七”事变前为发动抗战所起的历史作用。值此纪念抗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就李宗仁在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及联共抗日诸方面对发动抗战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以简述,以纪念对民族解放战争有过贡献的人们。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沿着息争统一到统一抗日再到抗日统一的轨迹运行的,是一个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无论是制止战争、改弦易帜、入关助蒋,还是拥蒋"剿共"、捉蒋送蒋,都可说是他统一思想的具体实践.他的统一思想又是以民族息争御侮复兴为目的,以遵行父愿,拥护蒋介石为实现手段的.     

蒋介石与中原大战后的晋绥军

中原大战后 ,蒋介石极力削弱并控制晋绥军 ,为此采取了种种方法 :或借助东北军之手 ,或分化其内部将领。蒋介石的目的非但未能最终实现 ,从晋绥军中分化出来的傅作义集团也最终背弃了他     

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

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中国大陆对他的研究与当时的政治发展、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1978年之前,以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为代表,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与批判。1978年之后,伴随着荣孟源的《蒋家王朝》、宋平的《蒋介石生平》、杨树标的《蒋介石传》、王俯民的《蒋介石传》等著作的出版,对蒋介石的研究开始了从为政治服务向学术研究的转型。1990年之后,以严如平、郑则民合著的《蒋介石传稿》,张宪文、方庆秋主编的《蒋介石全传》为代表,对蒋介石的学术探讨走上了正轨。进入新世纪后,对蒋介石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有了长足发展。展望未来,对蒋介石的研究仍是挑战与机遇同在。学者们需要利用目前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新史料开放的机遇,刻苦工作,努力找寻到接近真实的蒋介石。     

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对南口会战的部署及战略意图

南口会战在华北抗日正面战场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会战展开前,蒋介石以第13军、第17军、第68军构成三位一体和实行察绥一体的防御体系,迫使日军进行南口会战。会战展开后,蒋介石指示和鼓励汤恩伯固守南口,指示傅作义和刘汝明配合攻取张北;前项部署较为成功,后项计划未能实施。日军正面攻击南口未得逞后,乃从察北插入攻击张家口,截断平绥线。蒋介石乃实施三步计划,先是鼓励固守南口,接着指示反攻,继之部署撤退。蒋介石部署南口会战的战略意图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平绥线的作战牵制日军速沿平汉线、津浦线南下。尽管蒋介石未能调集充足的兵力,也未能解决指挥系统混乱、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通过南口会战,华北抗日正面战场形成。     

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和存废之争:桂系、蒋介石对全局的角逐

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以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与存废为中心,展开了一场对全局的角逐。武汉政治分会的设置,是双方协议分占东南与两湖和蒋桂相安、共同北伐的必然结果。它成立后在对两湖的治理尤其与蒋介石的财政较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成为当时各政治分会中的典型和蒋介石的眼中钉。它的撤销,既是桂系在这场角逐中败北的必然结果,亦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是分权共掌而是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     

《塘沽协定》后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外交

《塘沽协定》签订后一段时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度采取了以"和日"为主调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中,对日曲意顺从退让,先后与日本人达成了关内外通车通邮的有关协议。但由于日本的贪得无厌,步步紧逼,这一政策乃难以为继。     

"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

雅尔塔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苏三国巨头背着主要当事国,重新划分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秘密协议,其条款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作为当时中国国家元首、盟军中国战区司令的蒋介石,虽然对于苏联提出的条件愤恨不已,对美国和英国只顾自己不惜牺牲盟国利益的行径亦极为不满,但他既无实力拒绝,更需要得到这些大国的援助,而此刻他更关心的则是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苏联对中共的态度,既然苏联同意并尊重中国东北与新疆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同时也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权衡利弊,蒋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些条件.1945年年初蒋在日记中写下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十分贴切地概括了他在面临对外政策抉择时的矛盾心情.     

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制约因素

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在不同时期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 1 92 7年至 1 938年 ,以国民党系统内的制约为主 ;1 938年至 1 94 7年训政结束后 ,以国民党系统外的制约为主 ;1 94 7年至 1 94 9年宪政时期 ,受来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制约。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从"一·二八"到"八·一三"蒋介石"以战求和"抗战策略的转变——以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为中心

上海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蒋介石对其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1932年的"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的"八·一三"抗战,蒋介石基本是执行了"以战求和"的策略,但是仔细考察这一策略的前后,可以发现他两次"以战求和"的程度有所不同,1932年他对日策略消极成分更大;1937年蒋介石感觉到已经无路可退了.在仓皇中决心应战,虽然其策略依然是被动的,但已有积极的改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经济思想

蒋介石以孙中山思想的继任者自居,却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他在1935年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提出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方案,都流于空谈.他还在<中国经济学说>中提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抵制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而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解释具有随意性.蒋介石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官僚资本,以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