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中风险认知的预测作用及其调控——以核电站为例

由现代化过程中的邻避项目而引起的社会稳定风险正不断升级,给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公众对于邻避项目的风险认知与其行为选择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以核电站为例,聚焦公众风险认知,探讨其对邻避型社会稳定风险的预测作用,并从影响因素入手,提出调控与建立积极风险认知的策略。     

转型期我国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及成因——基于对什邡群体性事件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以环境保护为主要诉求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其中以公民因反对带有明显负面影响的公共设施或工业设施选址与建设而导致的邻避冲突尤为突出。从事件表面来看,邻避冲突是政府、潜在污染企业和公众之间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从深层来看,负外部性、风险感知偏差及风险分配不公是引燃邻避冲突的现实性诱因,精英决策模式下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渐微是诱发邻避冲突的体制性根源,脆弱的社会心理环境则是引发邻避冲突的助推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围绕这些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产生的邻避冲突呈现多发态势,并对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和我国与东道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一带一路”海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经历了一个从邻避风险产生到风险积聚,最后到风险爆发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项目建设和运行中的不规范现象、项目公共关系意识和能力的不足、项目建设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以及国外媒体的长期污名化宣传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带一路”海外建设项目邻避冲突的治理存在冲突场域的异域性、冲突性质的复合性、冲突主体的多元性、冲突方式的极端性等难点。基于此,应该整体着眼,综合施策,采用涵盖国家间—国家—企业—媒体与社会的多层、多元冲突防控策略。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邻避风险的运作机制研究

基于风险竞技场理论,通过对ＢＯＢＯ 城垃圾分类转运站事件的个案研究,审视了邻避风险的社会生成逻辑及其运作机制,从而揭开了“中国式邻避冲突困境”的症结。首先,作为一种社会互动的产物,不同风险心智图式及风险建构策略是风险竞技场中邻避风险运作的内驱力,即风险认知结构错位是博弈双方风险沟通失败的重要原因;其次,家园意识崛起及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导致社区居民采用非常规行动以打破政府单方主导的博弈规则,进而实现利益诉求的非正式表达;最后,一方面邻避项目是地方领导者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它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会侵蚀政府权力行使的社会基础,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的执政危机,使得博弈双方的风险互动陷入新一轮的“立项—抗议—停止”之中。     

邻避事件中公众环境话语权的实现路径探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共产品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在邻避设施兴建过程中日益突出,引发邻避事件。作为邻避事件的主要治理者,政府在治理邻避事件时易忽视公民的环境话语权,产生选址前封闭决策、选址时听证程序无法落实、选址后忽视监管与风险控制等问题,这既不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又有损环境正义,还会给当地带来社会稳定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拟从沟通机制的畅通、程序的正当设置与监管赔偿制度的建立这三种路径调和社会公益与公民私益之间的矛盾,提升公众在邻避事件中的环境话语权。     

有限政府视角下破解中国式邻避困局的对策

近几年来,以公民强烈反对带有潜在环境污染的工业基础设施的选择或建设而引起的邻避型冲突事件在我国呈愈演愈烈之势.从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厦门民众集体反对PX事件、余杭建立垃圾焚烧发电事件、广东茂名集体反PX事件,再到日前福建漳州古雷PX项目事件,不难看出,我国正进入邻避困局,任何大型项目的建设在民众面前,都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导致邻避困局无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源在于政府与企业扭曲的关系、政企不分.有限型政府视角下,明确划分政企职责边界,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于破解我国式邻避困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中公众行为演化及化解策略——以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为例

近几年中国公众对有害邻避设施（垃圾焚烧、化工厂等）带来环境风险的强烈感知，使得邻避类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风险感知视角下浙江余杭垃圾焚烧项目先后经历了强烈的风险感知、坚决反对—风险感知的下降、尝试了解—态度转变、迎臂接纳三个阶段，最终成功破题原址建设。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项目中公众的行为演化机理遵循的逻辑为：项目本身的实体风险—风险感知的放大—危机产生—介入因素转变—风险感知降低—危机解除。要摆脱邻避项目陷入应急处理的窠臼，应构建嵌入公众风险感知的常态化决策程序，其内核为公众风险感知的嵌入，中间为到位的风险沟通、科学的技术评估与合理的利益补偿三环相扣的闭环环节，协商民主的理念则贯穿整个过程。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浅析邻避型群体事件的生成及规避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诸如垃圾处理厂、核电厂、污水处理厂等邻避项目陆续兴建,多次激起公众的对抗情绪,引发"邻避型群体事件"。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多侧重于利益剥夺、环境影响、权利保障等,从心理视阈进行的研究还很少,尤其是拓展到事件对社会大众的心理影响,并以积极的"心理资本管理"代替传统"心理问题防治"的探讨非常少见。因此有必要从"心理资本"视角入手,研究邻避型群体事件中公众心理资本的内容、特征与开发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规避邻避冲突的对策:提升外部心理资本,塑造政、企、民良性关系和强化内部心理资本,提升项目接受度与风险应对力等。     

技术路径嵌入:邻避运动治理反思与路径拓展

邻避运动的治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传统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基于利益补偿的“市场路径”,或是基于公众参与的“回应路径”。通过对R市10年核电历程的调查发现:传统邻避治理路径应对风险集聚类设施引发的邻避现象时,公众的“经济理性”和“价值观念”的交织会使市场路径失去成效;而“权力惯性”与“权利抗争”的互构也会导致回应路径陷入歧途。其失效的深层逻辑在于:目标趋利化和主体单一化使传统治理路径无法有效应对预期损失较高的“风险集聚类设施”。鉴于此,提出基于目标重塑和主体重组的技术路径嵌入到传统治理机制中,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找回“邻避”有效治理的最后一块拼图。     

“缺席”抑或“在场”？我国邻避抗争中的环境NGO——以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为切片的观察

围绕“我国邻避抗争中环境NGO究竟是‘缺席’还是‘在场’”这一理论与实践争议,对5家垃圾议题NGO在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中的行动进行持续观察与剖析,认为可将其策略解读为“缺席的在场”。即有异于西方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的激进角色,我国大部分环境NGO的确“缺席”了对抗争的直接组织与推动,尚未成为公民环境维权的引领者和动员力量,但若放眼邻避抗争所依存的整个环境治理链条,很多组织则已具有显著“在场性”。其经过“获得—拓展—展演”三个阶段,成功实现从抗争中“孕育”与“脱胎”,并依循“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完成对冲突治理的“反哺”。这一发现对我国邻避风险应对、环境困局破解以及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可提供有益启示。     

何以形成“邻避”或“邻利”——基于组态分析视角

近年来，心理不悦类邻避事件频发，对社会安全与稳定构成极大威胁。本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方法，对比剖析20个典型的心理不悦类邻避事件案例，基于组态视角探求影响事件结果的因素和组合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和风险感知分别是邻避项目停迁和不停迁的必要条件。致使邻避项目停迁的组态路径可归纳为利益受损型、民意不畅型和威信缺失型三种类型，引致邻避项目不停迁的组态路径可分为公开透明型、权力信任型、利益保障型和服务满意型四种。结合研究结果，从公众参与、法治建设、利益补偿与观念引导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是一个体系,其中的经济评价、安全评价、环境评价和社会稳定评价虽然功能各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经济风险评价是基础,安全风险评价是保障,环境风险评价是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是归宿。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生存不确定性的认识升华和价值演进,现实风险的类型及威胁程度影响着人们决策价值的选择方向与转换方式,从开发主义始,历经科学主义和生态环保主义,最终演进到包含环境正义观和后物质主义在内的邻避主义。     

归因视角下公众参与邻避事件的动机及治理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需求和城市污染的压力日益增大,邻避冲突此起彼伏。被剥夺心理、从众心理、法不责众心理和宣泄心理,以及引发这些心理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客观诱因,构成了公众参与邻避事件动机的内因与外因,且二者互动关系密切。只有通过外在制度构建,消除公众参与邻避事件相应的内外在诱因,才能有效解决邻避冲突问题。     

邻避冲突化解中的政治吸纳与制度嵌入

邻避冲突是由于垃圾场、高速公路、殡仪馆等公益性设施的修建所引发的、设施周边居民基于邻避情结、旨在阻挠设施修建的抗争。基于邻避决策的现状,邻避冲突的困境通常体现为非理性的邻避诉求与政府“非邻避化”的处置方式。政府与居民的互动实践表明,政治体制吸纳邻避冲突与邻避冲突的制度嵌入,将有助于邻避冲突困境的化解。     

多元整合：工作组在基层治理中的运行逻辑——基于D市F区邻避事件的田野调查

工作组机制是我国党政工作中的一种工作制度,在开展群众工作和提升基层治理方面工作组发挥较大作用。近年来,所发生的邻避事件引发了基层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工作组及时介入邻避事件开展具体工作,主要体现在下沉到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普通群众、协同多项工作机制与落实乡村示范政策。工作组实践背后的运行逻辑分别是通过政治整合重塑政治信任与认同,通过行政整合重建纵横治理结构,通过资源整合重聚人、财、物力,最终实现化解邻避冲突,赢得群众支持和带动村庄发展的治理效能。     

基于邻避运动视域的中产阶层功能重新审视]——以R市的“核邻避运动”为例

国内学术界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政治“稳定—缓冲”器的认知看似符合静态的中国社会结构，但就现实而言，却忽略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情境的复杂性和过渡性。近年来，城市中产业主引发的愈演愈烈的邻避运动，更是挑战这一传统认知。基于R市“核邻避运动”的视域，我们发现中国城市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在某一特定时间流下会发生转变，甚至出现了“稳定器”和“动荡器”两个相对立的社会、政治功能。而差别阶层特质、中产精英上台等内部中介机制,以及怨愤情绪生产、政府内部分歧等外部中介机制，是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演化的深层机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身份限制”和“制度限制”的二重性，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往往并不会演变为“颠覆—异化”器。     

公众参与悖论与空间权博弈——重视邻避冲突背后的权利逻辑

当前,持续爆发的邻避型环境维权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抗议公众“俘获”政府决策,造成的“公众参与悖论”,极易导致各方利益“多输”、政府公信力遭疑、民主程序并未因此重建、地方发展失去宝贵机遇的困局。在多元利益格局、公民意识崛起、公信力危机的情境下,利益公众、地方政府、市场和广泛大众对有限的空间权,及其附着的经济权、环境权、政治权的争夺和碰撞是这一困局的本质归因。为治理这一困局,管理部门需要重视邻避事件背后的利益和权力逻辑,“适应性治理”是回应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尊重已有空间权利格局,保障各方正当权益,预防和化解邻避危机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