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获取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对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微观企业特征、东道国特征、中国与东道国的联系三类影响因素,计量结果表明,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在投资决策中更关注的因素是未来从东道国获取矿产资源的潜力,证实了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从东道国获取资源.与此同时,中国采矿业上市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还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采矿业企业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投资技巧,保证投资手段的多元化、合理化,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能力,加强投资风险意识,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率,同时努力改善采矿业企业的对外投资环境,提高未来采矿业企业与东道国投资合作的成功率.国家应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充分挖掘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潜力,并在政策激励和制度安排上提供必要支持,促进和优化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美日印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的测度与分析

制衡中国在中南半岛国家的影响力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介入中南半岛国家事务的主要战略目标.科学合理地测度中国和域外大国在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的变化,既是对中国崛起所处地缘环境准确认识的需要,也是中国周边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家间实力比例关系和不对称依赖关系,构建了国家对外影响力模型,定量测度了2000~2018年中美日印四国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日本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印度相对稳定;第二,中国对老挝和缅甸的影响力在2012年和2016年均出现了下降,同时期的美国、日本和印度对老挝和缅甸的影响力并没有提升,表明中国与美日印对中南半岛国家影响力变化并不存在“我降—你升”的逻辑关系;第三,美日印三国在体系和战略层面给中国对外影响力带来了一些压力,在中南半岛国家层面上对中国影响力提升的影响有限;第四,国家间实力地位高低是决定国家对外影响力大小的主导因素,不对称依赖中获得的影响力大小是决定国家对外影响力大小的制约因素.     

党外人士参政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国内31个城市185位党外人士的参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研究后发现: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开放程度和党派党员基数与党外人士的参政呈现正相关关系。就微观因素而言,性别、学历、任职经历对党外人士在国家机关中的任职以及参政有着重要的影响。     

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企业货币需求分析

企业货币需求是宏观货币需求的重要组成单位之一,鉴于企业微观个体存在的显著异质性,企业货币需求预测难度较大.为此,基于宏观货币需求理论,并将其与微观现金持有理论相结合,再利用2010-2019年2160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对中国企业货币需求函数进行实际验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企业货币需求规模弹性系数大约在0.63-0.70之间,呈现显著的规模经济;第二,中国企业货币需求与货币机会成本之间显著负相关,与工人工资之间显著正相关;第三,中国企业的治理水平、财务特征等微观特征变量会对企业货币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第四,中国企业货币需求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股权性质差异.     

信息化与工业化微观层面融合的价值计量分析

信息化与工业化微观层面的融合体现为企业的全面信息化,重构企业价值链,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微观层面的融合是基于信息技术与企业战略管理流程、信息技术与企业支持管理流程、信息技术与企业核心经营流程三个维度展开的,微观层面融合的价值是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在企业流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审计质量

以新闻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和“培养”理论为基础,从媒体微观报道和媒介宏观发展层面,考察了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审计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水平及媒介环境发展程度与审计质量均呈正相关,这说明媒体监督起到了一定的审计治理效应.但较强的政府干预会削弱媒体监督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文章不仅拓宽了审计质量外部影响机制的研究范围,还为深刻理解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治理作用及相关监管机构制定政策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     

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

由于中国大陆正在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主要对象地 ,从而也使日本产业空心化中的所谓“中国因素”受到高度关注 ,甚至将其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主要依据。而通过分析表明 ,迄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进展程度仍颇为有限 ,即便有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 ,其根本症结也在国内而不在国外 ,更不应完全归罪于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转移 ;“中国因素”在日本产业空心化中的作用有限 ,远不足以构成“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     

融入新阶层还是适应新生活——对农村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新探索

北京农村流动人口精英阶层的社会网络、社会流动及社会融合的交互影响关系中,我们选取微观层面的个人日常生活轨迹和交往圈层分析社会融合问题.研究发现,社会流动会在很大程度上重构流动者的关系网络,提升其网络质量,但是这种提升是有限度的.他们的社会融合更多的是与同类群体的同化过程,其经济成功并没有促使他们融入城市群体.虽然不被当地人接纳,但数量庞大的同类群体的存在,为他们适应城市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上市公司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

并购是一种以价值创造为目的的企业控制权让渡行为,成功的并购能够带来高附加值.伴随着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企业掌握并购价值创造体系的运作机制至关重要,研究并购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并购价值是一种由预期经济收益和经济成本决定的经济价值,企业的收益和成本主要通过利润表来反映,因此,可以通过分析并购活动对利润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得出上市公司并购与其自身价值和其他利益主体价值的关联性.     

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关系的异同与融合趋势探析

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关系是保证企业发展的两类最重要的制度体系,两个领域的研究在对劳动力性质、雇用关系不平等性等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的看法,而在对雇佣关系冲突性质、追求目标、研究重心和解决劳工问题方法等问题上也存在重大的分歧.但自20世纪末期以来,由于世界雇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单靠人力资源管理或劳动关系都无法解决劳工问题和建立良好的雇佣关系,微观雇佣问题日益受到劳动关系研究的关注,而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外部影响因素也得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两者的研究界限呈现日益模糊的趋势,出现了整合的发展态势,并形成了基于效率、公平与发言权三者平衡、基于"战略选择"和基于生产率、工作生活质量和利润三者最大化的三种整合思路.     

投资者保护视角下上市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的问题与建议

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要求金融法能够从宏观上控制和调节金融市场的运行,而且还要求公司法能够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微观层面来防范和杜绝金融风险的产生与累积.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规客观上能够维持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但是,尚无法从全面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层面促进资本市场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同时,公司法律制度中以董事会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在上市公司中并未真正建立,由于股东权益缺乏制度性保护,内部人控制模式在上市公司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仅需要在金融监管层面推进治理手段和治理措施的市场化和法治化,还有必要进一步改革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组成方式,约束控股股东的行为,强化公众投资者在独立董事和外部董事选任中的权利.     

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

本研究采用CGSS2003数据分析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的差异,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程度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该发现从“资源因素论”的视角验证了普遍信任的程度差异与地区层面的宏观公共资源的相关性,微观层面的资源（包括个人拥有的资源和个人借用的资源）对地区内城镇居民的普遍信任有正向影响,这一影响会因宏观层面资源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新趋势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FDI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FDI在中国的区域选择战略上出现了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以及由南部沿海向北部环渤海地区转移的趋势,在投资形势上出现了投资独资化以及将更多的研发中心和实验室设在中国的趋势,投资并购形式上出现了并购大型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的趋势,这样.促进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增强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及自主创新的意识,但同时也影响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及经济安全,导致了更多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我国应有选择地建立吸引外资以及提高外资利用质量的有效机制,建立中国企业对外忖投资的扶持机制,建立外资企业的监测机制等措施,科学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出路——基于厦门市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是社会稳定与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生活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明显差别,他们的"城市梦"更执着。厦门是新生代农民工聚集的城市,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分析厦门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临的困境,以社会工作视角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对策,以期更好地服务新生代农民工,团结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推进厦门市文明城市建设。     

广州社区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社区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发展直接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社区的因素。本文探讨了城市规划与社区规划的关系,分析了社区规划的基本原则,并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技术层面介绍了广州社区规划的特点。     

"能说就要说"还是"能不说就不说"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

外部融资约束和内部代理冲突是制约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降低二者对创新的不利影响需要高效的资本市场和互信的股东与经理层关系,这有赖于企业充分的信息披露.利用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探究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并从声誉效应、 治理效应和安全网效应三个方面深入研究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其影响机制是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显著减轻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创新的负面影响(声誉效应和治理效应),降低CEO离职业绩敏感性(安全网效应),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三种影响机制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国有企业政策工具性和垄断性特征有关系.     

广州社区规划的探索与实践

社区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社区发展直接影响到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社区的因素。本文探讨了城市规划与社区规划的关系，分析了社区规划的基本原则，并从宏观层面、巾观层面、微观层面、技术层面介绍了广州社区规划的特点。     

企业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分析

企业投资决策的选择行为是在有限理性约束、信息不对称、环境不确定性等复杂因素下进行的,企业制度和投资规则在形成投资运作机理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企业的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从现实层面来看,企业的投资选择会受到企业投资秩序、规则和程序等的约束,但从主体的行为属性来考察,企业的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也可以通过理性和非理性来描述.当我们结合体制转轨来分析问题时,如果能在特定企业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资运作机理的基础上对企业投资决策及其选择行为展开探讨,或许能在微观投资领域拓宽企业理论的分析领域,从而在理论上为企业投资的研究提供一些思想材料.     

社会资本和区域发展差异——对中国各省区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全球的各个国家之间,还是很多国家的内部,都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发展差异.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历史、文化和制度等层面考察区域发展的差异.经济地理学者们也日益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或者限制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软"因素就是社会资本.通过社团、慈善团体和献血等指标来衡量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发现中国在省区甚至地级市和区、县尺度上,社会资本的存量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并且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高度的相关性.但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有关"信任"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发现它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有显著的关系.通过建立实证模型我们进一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中国各个省区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控制了区域增长的收敛效应、政策和区住等因素之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创新竞争力的机制分析: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解释

在经济全球化日渐深入的当今世界,经济主体之间的市场竞争已不仅仅是传统经济学中的商品价格竞争,而是经济主体围绕创新之间展开的动态竞争.在理论层面,创新竞争力可以分为三个微观、中观、宏观层次:微观层面上,作为演化个体、具有创新基因的企业所具有的创新竞争力;中观层面上,作为企业群体的产业所具有的产业创新竞争力;宏观层面上,国家产业集群所具有的创新竞争力.在实践中,培育和发展创新竞争力,可以使国内产业进一步增强实力和扩展市场,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促进就业的增加、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成为技术进步的传播器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