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大国：概念与影响力评价

大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中,“生物多样性大国”应在政治资源、国际道义、国际交往范式等多个维度具有影响集体合作的能力,通过政治影响力、资源型实力和工具型能力引航定向,深化生物多样性与相关环境发展议题的互动。通过构建综合指数,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影响力,结论显示,综合影响力最强的生物多样性大国为德国、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挪威、印度、墨西哥、中国等。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综合影响力可跻身前十,但与顶尖大国相比,在实力方面仍有差距,政治领导力有待充实、国际机构任职人员相对不足、国内科学界对国际决策进程的参与有限、谈判人才紧缺。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中的角色转型加速,担任《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未来,中国应立足生态文明理念与国内建设经验,加大人员队伍能力建设和对外生态环境援助力度,继续强化议程和规则设置能力,加强国家外交硬实力与软实力。     

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也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催生了全球治理的需求.由于中等强国的实力弱于大国,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事实上,中等强国在特定的治理领域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本文论述在硬实力总量给定的条件下,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是如何发挥不同于大国的作用,主导和促进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进程,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知识产权与传统资源权的冲突及其全球治理

传统资源权不同于现有的知识产权,它同现有的知识产权体制有冲突。笔者认为,在人权的框架内,传统资源权属于集体人权。有关国际人权文献中关于文化权利的条文,实质上规定的是人民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集体权利,旨在确认整个民族或原住民社区对整个文化遗产具有财产所有权,而西方知识产权体制迄今为止并不承认此种类型的所有权,知识产权与集体文化权利的概念是相冲突的。相关案例说明了传统资源权与知识产权冲突的存在。而全球治理无疑是消除这种冲突的进路。     

在碳时代中崛起:新兴大国赶超的可持续动力探析

在“碳时代”中崛起是新兴大国赶超过程的大背景,如何增强崛起动力的可持续性,是新兴大国赶超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战略问题.全球气候变迁问题推动并形成了以“碳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格局,使得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集中在如何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上.“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但实现崛起过程的绿色化,有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方式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获得应有的发展权.“创新型增长”战略有助于实现产业低碳化,增强新兴大国的碳实力,对外大力发展“碳外交”,减少阻碍赶超进程的国际不利因素.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以中国和印度为比较案例

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大国,通过双层互动而逐渐产生气候政治变化以回应系统内外的环境压力。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的反馈效应亦再造/强化了其集体身份,使新一轮国际—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获得势能,从而维持整个政治系统生活的动态运行。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西方视角下: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双向需求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之间都出于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中。     

大国与大国经济发展战略

文章对大国概念从人口、国土与收入三个方面进行了独特的量化界定,提出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是以强国(强军)为支点、以富民美景为左右两高点的倒三角战略,这一战略应至少保持50年不变。作为这一倒三角战略的子战略的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是由国防建设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教育发展战略、专项发展战略组成。     

大国治理的探索——《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国家治理理论

《联邦党人文集》包含着美国制宪者探索大国治理的伟大智慧,它高度关注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于美国强大繁荣的首要价值,进而通过精心设计的复合共和制协调大国治理与自由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的调和蕴含着一个大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所必要的实践智慧。     

全球治理：结构与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治理这一术语开始广泛传播,然而无论是其价值诉求还是政治主张都面临着太多争议。本文对全球治理的结构、过程、合法性和原动力进行理论总结,并对全球治理的规则和机制进行了相关分析。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原动力在于适当地赋予非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合法性,以及普通公民对普遍价值和世界主义的学习能力。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

学术界经常讨论的全球治理机制主要集中在全球性机制、俱乐部机制和地区性机制等类型上,而这些国际导向的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更多地成为一种连接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以对公共资源进行传输和再分配的制度通道.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家自理也是全球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与之前的“国际谈判—国际监督”模式不同,国家自理强调民族国家在一种非强制和非绑定的状态下对全球规范的主动学习和积极内化.在中文的意义中,治理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国家自理特征.具体而言,国家自理机制包括自我学习机制、自我转化机制、自我实施机制、自我监督机制和自我总结机制等.总体来看,国家自理机制只是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一种,这表明其无法取代其他机制的作用.通过国家自理机制,全球治理的观念可以更多地变成实际行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得以重建.     

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论全球法治治理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全球治理理论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理论。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从单个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法治模式下的系统治理,即全球法治治理。全球法治治理模式包括静态意义上的完善的国际法制体系和动态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过程。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便是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国际权威机构、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经济市场)在国际法制体系内更好的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立体互动。和平发展战略不仅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全球化、全球法治治理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必将有力促进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和全球共赢。     

中国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动因与政策建议

新兴服务业是利用现代理念、网络技术、新型营销方式,以及服务创新发展起来的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成长性、高风险性和高增值性五个基本特征.新兴服务业产生的经济附加值高,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环境污染少,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扩大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城镇化、产业政策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催生了中国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中国新兴服务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推动中国新兴服务业大发展,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上,从财税、金融、收入分配、社会信用、人才培养、统计制度建立等方面实施有力政策扶持.     

论艾滋病防治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基金的例证

全球化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艾滋病的全球扩散,对艾滋病防治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全球治理以其跨国界行为主体、共同价值基础、多元权力结构以及善治目标的优势,成为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最新途径。全球基金成功运作的经验充分证明,要实现艾滋病全球防治的目标,必须构建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各国政府艾滋病防治模式的转变,推动全球各类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国际和国内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建设,并发挥其应有作用。     

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催生了全球治理,也推动了各类治理机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治理机制呈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不平衡性、治理对象的多样化与跨国性、治理规制的规范性与"柔"性、治理效果的有限性与滞后性等特点。就其未来发展来看,全球治理机制逐渐显现出治理议题广泛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机制民主化等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引导治理机制走向完善。本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民主平等、权责统一、合作共赢的原则,又要对自身的角色有明确的定位并适时转变,以更加积极、稳健、自信的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变革。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世界海权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启示。第一,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海权建设是以资本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综合性过程,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应走综合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二,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制约,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陆海统筹和平衡能力,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发展道路。第三,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建设必须选择合适的限度和区域,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有限性、区域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四,新兴海权的成败取决于新兴海权国家如何处理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应妥善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走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