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保打包支付对患者就诊流向的影响

为分析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保打包支付对患者就诊流向的影响,选取福建省某国家试点医共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描述性分析和间断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研究该医共体实行医保打包支付前后患者就诊流向指标变化。结果显示,改革后门诊患者县域内就诊人次、县域就诊率上升,住院患者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下降趋势放缓;门诊患者基层就诊率下降,住院患者的基层住院人次及占比下降趋势放缓。医共体实行医保打包支付有助于引导患者回到县域内就诊,但尚未推动患者向基层分流。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医保打包支付机制,提升医共体整体及基层服务能力,落实配套制度建设,引导患者合理就医。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政府监管的问题探析和对策研究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简称紧密型医共体)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路径和关键举措。文章基于紧密型医共体的监管现状,以史密斯模型理论为框架,从政策目标、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外部环境四个方面对紧密型医共体的监管困境及问题进行剖析。结果显示,政策目标模糊、执行机构协调性不足、经济与技术环境作用有限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紧密型医共体监管效果。针对存在问题,应完善监管政策体系、明确执行主体权责、促进目标群体参与、优化社会技术环境来推动紧密型医共体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CIMO模型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分析——以安徽省S县为例

以安徽省S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设为例，利用CIMO模型分析建设的政策背景、改革措施、干预机制和取得的成果。S县通过实行医保基金总额预付、健全人才管理、推动资源下沉、整合信息平台、畅通双向转诊以及推动医防融合等措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工作推进机制、医保基金总额预付制为核心的利益共享机制和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为导向的绩效考核机制，但是也存在不完善的利益分配方式，缺乏强有力的监督与管理。最后，提出要强化政府办医责任，多部门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医共体内“两包”(医保基金和公卫基金打包支付给医共体)和“结余留用”机制要稳定并长期坚持；强化医共体的监督考核，加强管理。     

分级诊疗背景下住院患者流向及费用分析 ——以安徽省城乡居民为例

基于安徽省级医保信息平台获取36个县域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患者基础信息,统计描述住院患者的住院流向、住院费用及医保补偿基金分布等。2016—2019年,县域外住院人次占比为28.38%~30.79%;住院总费用、医保补偿基金和住院次均费用的年均增速分别为6.76%、11.34%和4.79%;县域外住院总费用、医保补偿基金占比最大且逐年增加;住院补偿比为53.78%~61.42%,县域外住院补偿比逐年增加。从城乡居民医保住院患者就诊流向来看,分级诊疗效果尚未显现,医保补偿基金流向县域外的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应通过加强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提高基层服务能力等方面采取措施,支撑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地。     

基于共生理论的县域医共体医防协同问题探讨

文章详细阐述了我国县域医共体医防协同建设中面临的困境与关键问题,借助共生理论的分析框架,具体深入地从共生单元、共生基质、共生环境及共生模式四个维度分析县域医共体医防协同的共生要素,并提出保证共生单元协同发展、打牢共生基质坚实基础、完善政策制度共生环境、打造互惠对称共生模式的发展路径,探索建立我国县域医共体层面医防协同高效运行的策略和优化路径。     

医共体模式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困境与进路探析

文章结合安徽、福建、浙江等医共体先行省份的实践经验,发现医共体模式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逐渐壮大,签约内容更加丰富,能获得更多医保支持以及县域内优质资源。然而,如何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走深走实,仍然面临着医共体内“人、财、物”利益协同方面的挑战。在持续推进医共体建设的过程中,应进一步为家庭医生团队提供资源保障,以医保为杠杆激发家庭医生的服务动力,同时注意防止“虹吸”。     

基于ArcGIS的合肥市紧密型医联体资源配置现状与优化研究

紧密型城市医联体依托各级医疗资源实现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缓解就医压力,对于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合肥市四城区内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现状和资源分布,利用ArcGIS工具研究合肥市紧密型医联体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合肥市紧密型医联体单位分布不均衡,同时内部存在医联体体制不健全、基层医疗机构人力资源不足以及双向转诊实施困难等问题亟待解决。因此,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基层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疗资源可及性;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一体化管理;推动医联体制度发展,优化双向转诊机制;促进信息互通共享,转变患者就诊意愿等措施,以期为合肥市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做出边际贡献。     

基于米特—霍恩模型的慢病门诊报销政策执行困境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文章开展定性访谈分析,基于米特—霍恩模型分析框架,分析南通市慢病门诊报销政策的执行困境,为促进政策执行提供参考。研究发现,高血压和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政策出台一年后,政策备案率分别仅为 7%和 14%,即目标人群未能充分享受到慢病医疗保险的福利政策。定性访谈发现,政策执行的困境主要在于：政策执行标准与目标不明确,执行人员和参保居民对慢病门诊报销政策不了解,基层医疗机构政策执行的人力资源紧缺和硬件环境支持不足, 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方式单一等。基于此,提出以下优化路径：完善顶层设计,细化政策实施目标;拓宽政策的宣传推广渠道,提高政策执行的依从性;加强医保部门与基层执行机构之间的联动,加大慢病门诊报销政策执行力度。     

“健康娄底”视域下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路径

以“健康娄底‘十四五’规划”为背景,深入分析了娄底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状及在基础设施、卫生资源、人才资源及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了深化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路径,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基层医疗服务方式及发挥医保调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为纾解基层医疗发展困境提供可行性策略。     

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体系研究

对我国医联体建设体系进行梳理与分析,了解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为后续完善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以江苏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为例,从医院运行情况、人才队伍建设、科研教学和学科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结果显示,医院各方面指标均取得增长,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提升,群众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任度和满意度逐步提升。基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视角,提出加强紧密型医联体体系内涵建设,信息化互联、同质化管理、院区化融合等建议,对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促进分级诊疗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目的：了解国际上分级诊疗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各地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提供借鉴。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国内外为实现分级诊疗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结果：国内为实现分级诊疗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慢性病或部分病种作为突破口,构建医联体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制度;国内推进分级诊疗存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意愿薄弱、居民社区首诊的依从性差、大医院缺乏转诊动力的阻力等问题;国外分级诊疗的经验主要有合理的区域卫生规划、对医患双方转诊行为的强制性约束、强大的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全科医师掌握医保资金和专科资源、门诊和住院“双轨制”。结论： 结合国内实施现状和国外的实施经验,我国实现分级诊疗可以采取建立有效的全科医师培养制度、增强医保的杠杆作用、合理控制大医院的诊疗量和住院床日数等措施。     

我国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的多种实践形式与推进障碍

破除“医”“防”之间的隔阂,实现医防融合成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关键举措。各典型地区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为突破口,推进基层医防融合的实践工作。文章总结了各典型地区的疾控指导+“市—县区—社区”联合体、行政统筹—科室负责—家医履约、整合型慢性病防控小组的三种实践形式,并且认为缺乏全环节整套医防融合政策供给、“医”“防”各方机构职能分散重叠、现行医保支付方式、医防融合运行的绩效评价尚未建立、卫生信息资源联结不足等阻碍了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促进基层慢性病医防融合的相应策略。     

紧密型城市医联体模式下基层首诊意愿及影响因素

为了解安徽省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内居民就医首诊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安徽省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区的紧密型城市医联体就诊居民进行调查。在纳入分析的 513 名调查对象中, 16.8%的居民听说过双向转诊;78.4%的居民首诊选择基层医疗机构;82.8%的居民选择该医院的原因是离家或单位近。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程度、年龄、月收入、健康状况、对基层医疗机构信任水平、认为双向转诊是否有必要是影响居民就医行为的重要因素。需要优化转诊程序,引导居民有序就医;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政策倾斜,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福利待遇,通过人才引进、继续教育等方式提高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城市医联体建设,合理引导优质医疗资源有序下沉,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布局。     

卫生健康改革政策结构分析及其演变特征

以 2009—2023 年国家层面颁布实施的 554 个与卫生健康改革密切相关的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构建卫生健康政策二维分析框架,从政策结构及政策内容维度对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治理进行政策计量及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卫生健康政策发文多部门协作网络逐渐完善,合作格局初步形成;以医疗为核心,医保、医药协同治理的趋势在卫生健康政策中得以体现,三医联动逐渐从各自内部治理到耦合协同,供给型政策工具为初期常用工具,而在改革深化和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型政策工具运用较多。据此,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进行反思,为今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县域幼儿教师培训的困境及对策分析

工学矛盾突出、补偿性学习需求强烈、专业支持服务较弱、外部专业力量介入不足都是当前县域幼儿教师培训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县域幼儿教师培训困境的症结就在于：对学前教育正确理念的漠视与偏失、基层研修队伍的匮乏与失衡、培训软硬件资源的不足与浪费以及基层培训体制的刚性与僵化。县域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重视对幼儿教师培训的顶层设计与分类指导,重视基层研修网络及团队建设,重视多方面培训力量的汇聚,全面推进幼儿教师培训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我国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策略探讨

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国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的趋势,也是缓解我国“看病难”问题、推动分级诊疗、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效率的关键举措。文章在梳理国内外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的概念与内涵,并结合我国在整合医疗方面的探索,尤其是对医共体的研究,分析了我国整合医疗卫生服务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财政投入、协同机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薪酬制度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的出台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减负政策实施效果不容乐观。本研究以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和出现的诸多问题,旨在寻求破解之道。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已有政策中教师负担标准不明确,政策执行主体模糊;执行机构利益与政策目标存在冲突;目标群体处于被动地位,减负缺乏实效性;环境因素带来教师负担内容不断变化,现有政策不足以回应减负需求。基于此,破解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实施困境应注重5个方面：开发测量工具真实反映教师负担,规范教育行政部门管理权限;将各级政府“减负职责”具体化,并将减负成效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构建政府部门间合作伙伴关系,共担减负职责;改进教师评价制度,加强专业评价,弱化行政评价;增强学校治理能力,厘清教师权利与义务。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