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缪的悲剧美学

作为一个富于悲情气质的现代作家,加缪不仅在自己的戏剧创作,而且在积极的理论思考中,都致力于建构一种现代悲剧美学.他所主张的悲剧美学,以现代人的命运为关注重心,以人生的荒诞性为原初判断,以生命的悲剧意识为思想基点,以复兴现代悲剧为理论旗帜,称得上是对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典悲剧理论的补充与完善,为现代人探究"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参照.     

爱因斯坦与他的祖国

爱因斯坦与德国有着千丝万缕、难分难解的关系。他出生在德国,并在那里读小学和中学,后取得瑞士国籍。成名后又受聘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附带取得德国国籍。纳粹上台后,他不得不离开欧洲前往美国,并取得美国国籍。作为一位世界公民,他对德国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对德国人和德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一直持批判态度。     

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的若干问题分析

诗歌的翻译追求的是一种信、达、雅的意境,“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诗歌的翻译反映的是异域的风土人情,诗歌翻译对加强地区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诗歌翻译过程中在诗词风格、文化意境、形体比喻及表现的手法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别,外国诗歌在我国出版和翻译上存在不少的难点,将外国诗歌的意境在翻译的文体中体现出来是艺术性较高的一项工作。     

中国莎学译道之流变

莎士比亚的名字及其作品传入中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内容和形式亘古常新,他既是全球的本土化,又是本土的全球化。本文从莎士比亚的译名翻译传播、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接受和莎士比亚的翻译批评三方面综合探讨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流变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翻译

在清朝末年,中国的文人志士为了救国救民,在译介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开始译介西方社会科学并涉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翻译。真正有系统有目的译介马克思主义肇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早期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探求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大规模译介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斯·茨威格作品在中国内地的译介

1949年后对茨威格作品的译介以1978年和1992年为分界点,经历了低谷、复苏和火爆三个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茨威格在内地的译介将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延伸和拓展。     

归化异化翻译观在中国的接受

在当今中国,归化异化之争可以分为四派:归化派、异化派、综合派和转化派.其发展的方向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与中国语境紧密结合的、在保持差异与观照传统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的本土化.争论的结果是促成中国译界理论意识的觉醒、对话意识的产生,对传统译论的反思以及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负面因素与不利效果.     

“道德”概念在近现代中国的意义转换

从构词上说,道德无疑是汉语词,但因近代西学的引入以及假借日本而获得的新学,道德概念逐渐起了变化。古代中国传统道德的含义主要是伦常名教,与修身养性有关,其功效在于维护封建纲常伦理,所以,道德成为了传统中国思想的根基,近代中国如何看待道德、如何改造道德的激烈争论也源于此。20世纪初,人们开始采用西方心理学、哲学来解释道德,道德的学理色彩加重,逐渐将它与人格、心理活动、社会风俗等现象联系起来,使道德具有了新内容。民国以后,在国共两党的论战中,道德被全面政治化、社会化了,道德的相对性、工具性也由此被突出,人们在道德上的理性、个性化的思考日渐式微。道德作为学科仅仅停留在课本上,在社会生活中它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     

翻译认知研究范式论略

中国翻译界已经开始对翻译的认知研究引起重视,目前的此类研究比较零散而缺乏对其研究框架的系统构建。结合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提出翻译的认知研究可遵循信息加工范式和生态学范式,并论述了两个范式下可用于翻译认知研究的具体方法。在对信息加工范式与翻译认知研究的内涵和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此范式下的翻译认知研究可以从三个方向展开,即对照实验、自我报告和计算机模拟与人工智能;在对生态学范式与翻译认知研究的内涵与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此范式下的翻译认知研究也可以从三个方向展开,即自然观察、多因素实验设计和个案研究。最后,提出只有将信息加工的翻译认知研究范式和生态学翻译认知研究范式相结合,才能构建更为科学和完整的翻译认知研究体系。     

形合、意合的语用效应与中国古诗词的英译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形合与意合是英汉语篇中主观性的常用策略而不具有语言系统的规定性,它们是语言使用者在语言实际运用中有理据的不同选择。形合、意合的语用效应包括文体特质效应、主题烘托效应、思绪彰显效应和时代标志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