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戊戌变法

本文认为，在戊戌变法中，存在“家天下”与“官天下”这两种观念的尖锐对立，结果前者占上风，导致变法失败。传统儒家的“天下主义”与西洋宗教思想相遇，孕育出新型的世界思想，取代了康有为“官天下”的观念，使变法向革命转换。文章还以确凿的事实说明，浙江在当时各省中得风气之先，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变法举措，为全国提供了具体样本；被普遍认为起了模范作用的湖南变法，是受到浙江变法的刺激而展开的     

简论晚清的三次“变法”

本文旨在论述晚清社会变革运动的三个阶段,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清末改革,以及它们的共同点、差异和相互关系,并阐明戊戌维新是“变法”,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同样是“变法”.论述洋务派、维新派的活动虽贯穿于运动的始终,但他们在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两派之间的关系.同时扼要叙述评价慈禧太后及清廷在历次变法改革中的正、反作用.变法改革虽充满矛盾与斗争,经历曲折与反复,但证明社会变革是不可抗拒的.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

(一)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这是被“四人帮”搞得十分混乱的一个问题。江青和姚文元都说什么“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的侵略”。他们授意其喉舌炮制的反动文章,也鼓噪什么王安石变法是为了“抗战自卫”,是为改变“北宋大地主顽固派对     

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

洋务运动主要首领李鸿章是一位“洋务”论者,也是一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及其在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仅大体上复写了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结局.     

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

(一) 谭嗣同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但却悲壮地为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而献身;他大力鼓吹改良,但又歌颂革命;他竭诚赞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但又号召“冲决罗网”,推翻清廷。康有为、梁启超在谭嗣同死后极力推崇他的改良主义精神,称誉谭是“长虹亘白日,紫澜卷苍溟。”资产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冷辑林、乐文华在《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撰文指出,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以“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丰变法比旧称更接近史实。但要进一步指出这场变法的主宰是谁,却似乎很少有学者感兴趣。名不正则言不顺,一场变法的主宰往往决定着变法的命运。分清变法的主宰对于熙车变法的研究至关重要。作者认为,宋…     

宋神宗是熙丰变法的主宰

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那次著名的变法运动,历来被称为“王安石变法”。言下之意,这场变法的主宰自然是王安石。自８０年代起,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此名称难免以偏概全,因而慎重地将“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作为这场变法的称谓,很显然熙...     

论王韬的世界观念

洋务政论家王韬是晚清“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的“变法自强”主张是以世界观念为重要依据的。本文谨对王韬的世界观念的构成及其与“变法自强”论的关系作一探讨。     

关于“中国历史纲要”处理“商鞅变法”问题之我见

童书业老师认为尚钺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过分地强调商鞅变法的作用;我却认为“中国历史纲要”对商鞅变法强调得尚嫌不够,其理由如下: 1、书中并没有把商鞅变法放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地位上看待,虽然书中也曾指出变法是“在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受着中原地区各国进步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是由於“中国历史纲要”的编者不信古代中国存在过井田制度,因此,在商鞅变法的经济原因上,就显得空洞无物了。2、其实商鞅变法从经济基础来看,应该是西周的原始奴隶制向秦汉的发展奴隶制阶段过渡的一个转变关键。我们从汉代人的记载来看,他们都骂商鞅“坏圣制,废井田”,“使田得买卖”等“无道”措施;     

悲喜剧结合是鲁迅小说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

悲喜剧相结合的小说,在鲁迅小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小说最能体现鲁迅小说的特色。悲喜剧结合是对立的同一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对立的同一性,包含着两种意义:其一,对立双方因一定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其二,对立双方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转化。悲剧和喜剧相结合,也存在“共处”和“转化”两种情况。“共处”,不言自明。“转化”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悲剧性人物,到另一历史时期则可转化为喜剧性人物;二是,在同一作品中,悲剧向喜剧转化。由“共处”而形成的悲喜剧相结合的作品和由“转化”而形成的悲喜剧相结合的作品具有不同的特点。前者主     

略论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安石变法是与王安石的法律思想和变法实践紧密结合,以“大明法度”,变法图强为指导思想的崇尚法治、以法治国的改革运动。“大明法度”、变法图强的法律思想贯穿改革运动的始终。重视法律的作用,自上而下运用法律手段全面调整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制定法令法规对财政...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对传统艺术的解构与重建——试析齐白石的“衰年变法”

本文通过对齐白石“衰年变法”前后作品题材、绘画风格的比较,剖析了其“衰年变法”的社会、心理原因,论证了齐白石“衰年变法”是对传统中国画的解构与重建,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和隐含旧制度的解构与重建。这种艺术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征候和预兆,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有着不谋而合和本质的区别。     

个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

江泽民同志提出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 ,是两个永无止境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① 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是对近一百多年来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的发展实践的深刻概括 ,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框架 ,是社会主义内在本质的高度体现。应该说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几百年来一直处于“个人至上”或“社会至上”的两极对立之中 ,既产生了“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这两种对立的社会观和方法体系 ,也产生了“个人主义”与“极权主义”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念。“社会唯名论”认为 ,社…     

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和日本

1 9世纪末期 ,中国和日本处在相同的国际环境 ,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列强的侵略以及相近的国情 ,在分别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戊戍变法、辛亥革命之后 ,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却收到了不尽相同的结果 ,究其原因 ,在于日本进行较主动而彻底的社会变革 ,中国的变革过程却被分割为“变器”、“变法”与“革命”三个阶段 ,每一段都以失败告终     

“合二而一”论是形而上学世界观

关于事物是“合二而一”还是“一分为二”的讨论,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一分为二”,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辯证法的世界观;杨献珍等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思想,它不仅不能表达对立统一规律,而且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杨献珍同志说: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     

苏辙离开变法阵营的原因

作为蜀学早期重要代表的苏辙,在北宋中期,从早年极积主张变法到后期反对变法。对此,深究其因有三大方面,一是与“熙宁变法”的反对者欧阳修、张方平的恩怨关系;二是与变法执掌者王安石在变法的方式、方法、立场上存在根本分歧;三是受道家、道教的自然无为哲学思想和与民无争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从辩证逻辑看对立同一范畴的内部关系和结构

对立同一思维律,是辩证逻辑的最根本的规律,它的逻辑特点就是对立同一。它是辩证思维的普遍特点的概括和总结。本文不打算讨论对立同一思维律的各个方面,意仅在侧重对“对立同一”这个重要范畴,就其内部关系和结构,作一些理论上的概述。 (一)对立同一具有自身内部的具体环节。对立同一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简单的范畴,它自身虽然是一个整体,但内部却包含着同一、对立、对立同一等三个具体环节。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一篇重要的哲学论文中,曾两处涉及这一点:“统一物之分解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     

“义利之辨”与北宋新旧党的对立

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杨献珍同志所谓“联系”的本事是反对革命辩证法的本事

杨献珍同志为了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不惜千方百计地歪曲辩证法,利用辩证法的某些用语作掩护来偷运形而上学。辩证法承认矛盾双方是又联系又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杨献珍同志就特意选中了“联系”二字大做文章,说“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他甚至于说:“学习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等等。杨献珍同志左一个“联系”,右一个“联系”,以为只要抓住了“联系”二字,就可以“证明”一切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其他一些“合二而一”论者,也随声附和,把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说成就是“合二而一”,并且把“合二而一”到处应用,到处联系。杨献珍同志要大家认真地把“联系”两个对立的思想当成本事来学,把“合二而一”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为了划清“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这两种世界观的原则界限,我们下面准备谈一谈“合二而一”论者所讲的“联系”和辩证法的联系有什么原则区别?杨献珍同志所说的“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究竟是什么样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