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唐文人的贬谪心态

在盛唐文人的贬谪心态中,虽然有愁怨悲苦,愤懑不平,但盛世的沦谪者们在自然山水的雅赏或恣情之中,心态闲暇超逸、轻扬愉心;他们塑造了沦谪者潇洒飘逸的形象;他们诗酒唱和,乐妓歌舞,浮华豪奢,流连玩赏,不改往日的气派;他们也想象和向往世外自由飘逸的境界,并把世俗的享乐和欢娱移置其中,以此作为困踬中高扬个性和自我超脱的方式;他们期许和称赞沦谪者的才华德行,并对沦谪者的未来寄托着美好的愿望;他们甚至对沦谪天涯的伤心之地也充满着一份人生的深情和眷恋。     

论盛唐田园诗人心态的转换

盛唐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追求明丽清新、超拔脱俗、空灵静谧的意境 ,主要缘于他们隐士的心态 ,他们田园诗中的抒情主人翁是彻底完全的隐士。储光羲的田园诗开始用田父野老代替隐士幽人 ,但还未完全脱掉隐士的气息。在杜甫的田园诗中 ,则完全用野老身分观物抒情 ,对王孟隐士田园诗的抒情方式作了一次较大的改造。     

论盛唐诗人的时间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时间忧患”成为中国诗歌中一个独特的主题。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文人,处在开明盛世之下,有着强烈的入世思想。当理想不得实现时,就会发出人生短暂的哀叹。通过分析孟浩然、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作品,并与魏晋诗人的忧患意识作对比,发现,盛唐诗人的这种忧患意识是时代风貌的产物,具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和进取精神。     

从盛唐投献诗看士子的干谒心态

干谒行为在唐代公开而盛行,士子们为求得达官显贵的赏识、援引、擢拔、揄扬而投献诗文,表明汲汲进用,经世致用的抱负,从中呈现出多样的干谒心态,折射出人格的复杂性,这在其他朝代是少见的,值得我们分析。     

由盛唐诗歌看唐代文人的文化自信

盛世唐朝是一个气度恢弘的隆盛朝代,盛唐诗歌是中国文化无可企及的高峰。盛唐诗人以包容并蓄的文化涵养,壮志酬国的用世热诚,普济苍生的人道情怀,不拘一格的个性风采挥奏出盛唐诗歌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恢弘豪迈的文化气度,虽已遥远而不绝如缕。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拾文化自信,复兴文化强国的重要借鉴和精神血脉。     

唐玄宗后期政治格局与盛唐诗人的创作

唐玄宗后期的唐帝国在升平景象背后隐藏着诸多社会政治危机.随着李林甫等一批"干吏之士"走上政治舞台,唐代政治生活日趋失衡,引发许多盛唐诗人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深切感慨.唐代大力拓边的军事政策导致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促使盛唐诗人更加深入地思考国家安危.还有一些诗人开始在对儒家政治思想的颂扬中寻求救治社会之道,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盛唐边塞诗文化性征

边塞诗是唐朝诗歌的独特流派,盛唐边塞诗又是唐代边塞诗的典型代表。盛唐武力强大,士人精神腾越,盛唐边塞诗不仅呈现出乐观主义的基调,还把唐人尚武传统变成了审美对象和时尚内涵。盛唐边塞诗是唐朝新边疆主义的产物,为唐朝鼎盛时期国家过剩精力的显现。盛唐边塞诗彻底地扭转了六朝以降的颓靡诗风,它特有的文化观念,有效地改良了盛唐士人的精神。边塞诗树立了一面崇尚阳刚、标举慷慨的大旗,舍弃了六朝宫体诗的诗歌道路,延续、发展并超越了建安风骨的内涵,属于唐人在吸收了包括罗马、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后所缔造出的新的文化品类。盛唐边塞诗所达到的文化高度,是多民族文化高度融合后的产物,同时体现了大唐风华和盛唐精神的最根本价值。     

初、盛唐诗人“风骚”情结探微

在唐代诗人那里,《诗经》始终是被人们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正面形象而加以倡导和推崇的。从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风雅兴寄"的呐喊,到盛唐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诗经》皆受人们的青睐与追慕。而屈宋及其《楚辞》等作品,在唐诗的进程中,其命运却无《诗经》那样幸运。初唐四杰则将"精采绝艳"的屈骚作为必须摒弃的齐梁浮艳诗风的罪恶之源,甚或"亡国之音"。只有到了盛唐,屈骚精神才引起了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殷?、王昌龄等皆是代表人物。尤其是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神更是推崇备至。屈骚精神在盛唐诗苑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     

对盛唐诗歌的重新解读——读宇文所安的《盛唐诗》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模式对盛唐诗歌进行了全新的研究。首先,他从时间、地域及诗歌自身发展三个方面进行分类,重写了八世纪盛唐的文学发展史;其次,从作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当时的审美标准对作者进行了重新评定;最后运用细读法对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     

南唐诗人心态及诗风

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重心南移,南唐文坛人才济济。然而,南唐诗人从隐逸之士到一般士人及一国之君,在国势日蹙、偏安一隅、有亡国之虞的局势下,再加之崇道之风的影响,其心态是不思进取、消极颓唐的。由此而决定了他们诗歌主题的主要取向。其缘情诗风呈现卑弱不振、低沉怅惘的趋势。     

论宋末诗人林景熙的遗民心态

以宋末诗人林景熙的诗文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林景熙作为一个朝代遗民的特殊心态进行剖析。认为其内心充满了孤独与失落、悲愤与忧患、愧疚与苦闷,交织着爱国激情与忧患意识,表现出决不屈辱的民族气节。这些都反映了南宋遗民群体的普遍心理现实,更揭示出宋元之交这个特殊时代士人的社会生存状态。     

晚唐诗人的女性心态及诗歌表现

中国文人一以贯之的女性心态,源于专制统治对士大夫心理的压抑与人格的扭曲。晚唐诗人人格心理女性化的倾向主要在于仕途压力、生活环境及情感需要。诗人的女性心态在诗歌中的表现：一是对女性形象的刻划由意象化趋于生活化,二是通过女性形象表现自我弱者的心理,三是题材的细小纤柔。诗歌风格也因此而向着笔触细腻、含蓄深婉的方向发展     

盛唐游仙诗中的道教文化意蕴

盛唐是道教发展的全盛期,由于朝廷的推重,崇道求仙的社会风气使诗人们受到严重的浸染,这一文化 心理充分体现在游仙诗的创作中 道教文化时盛唐游仙诗的精神意蕴与艺术风貌具有重要的影响,它引发了诗人们对 于人生自由和个体生命永恒的玄想与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游仙诗的艺术品格     

盛唐文化政策的调整与改革

学术界多位学者撰文认为,唐初几代帝王重视文化,推行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是唐代文化繁荣发展,并最终形成中国古代文化发展高峰的特殊要件和政策动因。至盛唐时,唐代文化政策已行之百余年,从武德、贞观的草创确立,中间经过高宗、武后的承续与发展,唐代文化政策渐趋成熟。玄宗即位后,在承继唐前期文化政策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三教顺序,复兴学校教育,尚科举而用人才,扩大和健全了文化管理的组织机构,实行继承与创新并举,融会中西、内外交流的乐舞文化政策,直接推动了盛唐文化的兴盛与繁荣,促进了唐代文化高峰的形成。     

清初“贰臣诗人”的“悔愧”心态

清初的"贰臣诗人"为由明入清的一批明朝官员,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认可了清朝,但在文化上还有一定的隔膜;又由于受正统儒家忠节观念的影响,对自己的身仕两朝的行为有一种愧悔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多有表现,龚鼎孳、周亮工、曹溶3人的诗歌可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唐代诗人心态研究成果丰硕,有从历史宏观角度研究唐代诗人心态对唐诗的影响,也有从贬谪、科举、隐逸、宗教等层面,探讨政治文化因素对唐代诗人心态的影响,还有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创作心态进行深入剖析的个案研究。     

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

晚唐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巢起义爆发后,知识分子急剧分化,其心态表现非常复杂,更具敏感性的诗人尤为如此:有的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直接参与推翻统治者的斗争;有的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坚决反对农民起义;一些身为朝廷重臣的诗人则混水摸鱼,首鼠两端;而更多的是逃避现实,避祸全身。这种种不同的心态和表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迥异的命运。从主观上讲,他们复杂的心态表现及命运是由其诗人特定的身份决定的;从客观上讲,则与晚唐社会现实及农民起义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试析社会文化心态理论的分类

关于社会文化心态的分类,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多重划分。本文根据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领域,将社会文化心态的构成区分为五大基本类型,即价值文化心态、利益文化心态、道德文化心态、审美文化心态和人生文化心态,这五种基本类型结合构成了社会文化心态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发挥着特有的意识功能。     

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

本文以李白的游仙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为依据，颇为深入地论述了盛唐诗人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以外的另一种人生追求──淡泊名利，皈依自然，寻求另一片自由自在的人生天地。并揭示了这“另一种人生追求”与道、释之间的思想渊源，指出这种人生追求与那种消极避世的衰世、乱世的绝望的哀吟不同，它同样是封建盛世所激发起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洋溢着乐观情绪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