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     

农民工生存状况问题调查报告——基于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三个地区的调查研究

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对农民工在生存状况等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民工的欠薪、讨薪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在调查的基础上,笔者从从业情况、工资状况、子女教育情况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分析研究,认为城关区的农民工在从业、工资、遭遇欠薪和被迫讨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而西固区和七里河区存在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三区在其他应享有的基本待遇上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普遍忍受着没有福利和保险、没有休假、长期超时工作以及没有加班补贴的待遇。我们希望对农民工问题不只是关注,而是更多地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来改善农民工的现状。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从角色视角,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比女性严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暴露差异理论与脆弱性差异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变迁的不一致导致了角色紧张的出现,从而导致心理失范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     

预期收入与中国的“收入—幸福之谜”

基于中国最大的民生态度调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等相关变量是解释“收入—幸福之谜”的重要因素。但相比之下,幸福感作为一个主观变量,更关键的是其会受到个体对环境变化预期的影响,即预期收入(而非总体收入或绝对收入)是影响和决定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首要因素,预期收入越高,其减少“很不幸福”“不幸福”和“一般”概率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对居民总体、还是不同异质性群体而言,该结论均较为稳健。机制分析发现,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提升国民的预期收入,能有效克服“收入—幸福之谜”效应。为此,应提倡政府不断强化预期管理,弘扬和践行“中国梦”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和理想信念,提高社会预期和经济预期。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包头市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

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是一个值得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针对包头市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内蒙古科技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师生主要就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生活状况、教育状况、待遇、法律意识等进行了调查,发现包头市农民工在这些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     

广州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政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作为一个数量庞大而又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利益要求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并对相关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对广州市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属性和政治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对改善农民工政治生存环境的出路进行了初步的对策性思考。     

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分析(英文)

本文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疏理,从农民工总量规模、结构分布、对输出地贡献和对输入地影响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总体性状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在总量规模的分析中,我们需要注意各调查的统计口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新发布的农普调查数据,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已达1.3亿,此处数据不含随外出从业劳动力外出的非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经商者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行业分布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长距离迁移占很高比例。农民工跨区域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已有研究估计对GDP增量贡献在20%左右。从输出地来看,总的影响是积极的,特别是收入状况的改善,但也留下了数量庞大的留守族。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

在农民工维护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维权态度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同期群、务工资历、单位特征三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发现,同期群、法律认知水平、工作职位、单位性质等变量对农民工维权意愿影响显著,而更换工作次数、维权经历评价、加入社团数量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深入分析发现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变动不仅受单位及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亦受其情感、人力资本、社会阅历等内在力量的综合作用影响。其中,基于文化程度、法律认知、工作职位等的维权能力,成为影响农民工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认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将对既有的劳工维权体系造成较大压力。     

婚姻、性别与幸福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不同婚姻状况居民的幸福感及苦乐源进行分析,发现在对以往幸福感的回顾方面,未婚人群优于已婚人群,在对目前的幸福感受以及对未来五年后的幸福预期中,已婚人群优于未婚人群。进一步对影响不同婚姻状况人群的苦乐来源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婚姻因素与性别因素交互影响幸福感的产生;除健康与亲情这两大苦乐感影响因素外,已婚人群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工作和收入,未婚男性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自由度,未婚女性的幸福感主要来源于人际关系。     

从代际差异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状况

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开放性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心理融合存在身份认同、归属感、幸福感、和生活适应四个因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具有更高的心理融合倾向,但其在心理融合过程中存在自卑心理,对外部环境满意度低等现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应立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已达到约1亿人,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关键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等已发生很大变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消费特征和地位认同,并重点分析了“代际”（新生代）和“阶层”（农民工）两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以及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活压力的变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研究

通过分析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的数据,对家庭迁移背景下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家庭中的随迁人口和家庭矛盾会降低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工作中的稳定性和发展前景而非收入水平对提升农民工工作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社会保障中的失业保险会提升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社会资本和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代际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政府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及其家庭提供福利保障.     

“珠三角”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英文)

随着过去2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数都把子女留在家乡,部分子女跟随父母到了城市。无论是留守还是流动,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问题一直都是社会和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2006年珠三角3000多名农民工的调查资料中反映的有关农民工子女的抚育和教育方式的分析,理解农民工子女留守家乡和流动到城市的影响因素,发现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和家庭因素之后,农民工来源地的区域差异仍然是影响他们的子女留守或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性壁垒存在的原因和机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农民工维权行动的路径分析

在我国劳动关系中,农民工的合法权利往往受到侵犯或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存在诸多障碍;但是,他们仍会因时因势以各种方式、按自己的理念采取维权行动,即根据自己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策法规、社会支持和社会关注、自身社会资本等实际情况的认识或判断,采取最为可能达到行动目的的维权方式.劳动关系中的农民工维权行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政府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应当准确定位.     

城市农民工就业排斥问题探析

本文通过对长沙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就业中遭受多重排斥,即:起点排斥,过程排斥,结果排斥。研究表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和他们在就业中所遭受到的排斥存在显著相关性。笔者认为为农民工建立顺畅的城市网络融入机制,提供完备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引导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论农民工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

现阶段,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当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农民工在城镇中工作、生活的待遇方面,而对他们原有的土地权益问题却很少注意。当城镇用工环境或国家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时,农民工返乡现象增多,他们便会重新要求其土地权利(承包经营或居住),致使村内已有的人地关系产生了新的矛盾。为解决这类矛盾,在分析其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可以从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权利并将其转化为财产权利、规范宅基地流转行为、完善相关的法制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     

城市农民工身份认同调查研究--以上海市四川北路街道为例

本文从心理学角度，采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方面探究城市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调查发现，农民工存在着自我认同模糊或自我认同方面的困惑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的原因、身份认同模糊可能导致的社会后果及解决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求探析及协调解决——基于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从需求与供给双重视角对福建省福州市258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社会保障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工社会保障供给状况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调查也表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面还是供给面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供需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和性质上的供需脱节。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需求状况与供给状况相联系、相结合,理顺各种制约性要素,畅通供给渠道,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