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中的盗贼犯罪与侠义行为

中国古代有关盗贼犯罪的法律规定非常多，而且从唐朝以后，量刑有逐渐加重的趋势。从《法经》的《盗律》、《贼律》到宋代的《盗贼重法》，以及明清对盗贼犯罪的“重罪加重”，体现了立法者“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和对盗贼立法的重视。但是重法之下也有例外：那就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基于对侠义或道义的认同，一些行侠仗义的违法行为常常会得到理解，而一些盗贼的善行义举也会得到赞赏。即在某种程度上，侠义行为与盗贼的犯罪行为相重合，具有双重性质。对这种带有侠义性质的盗贼犯罪的例外宽免，体现了传统礼义和侠义的交叉与共通，这是中国古代法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完善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制度的设想

证人作证率低既有证人主观上的原因,也有执法活动中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立法不完善,在证人作证制度的立法设计上只强调作证前的“应该”的一面而忽略了作证后“保护”的一面,使“司法为民”的理念得不到始终如一贯彻,本文试从保护证人的层面提出完善我国证人作证的立法的建议。     

试论唐太宗李世民的法律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是公元七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不仅是唐王朝的实际缔造者,而且在他执政期间(公元627—649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贞观之治”。封建史官称颂贞观年间“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不闭户,商旅野宿”,“民物蕃息”,“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天下“太平”。这虽有些夸张溢美之处,但贞观年间是我国封建制度发展的极盛时代,这也确属事实。唐太宗在位短短的二十三年中,能够取得这样显赫的业绩,除其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之外,也与其重视立法,完备和加强法制     

试论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一个因素——读范仲淹致叶清臣信

时至公元1043年,也就是北宋仁宗庆历三年,大宋王朝已建立了八十多个春秋。当时的政治形势是“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面对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范仲淹临危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发动了北宋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以《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纲领,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厚农桑、均公田、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这些切中北宋政治时弊的改革措施,除个别项目外,大多数都在庆历三、四年间颁行实施。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仅进行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迟滞原因新说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问题曾有过许多争论，但我们认为“三因素综合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制度因素导致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价值观因素使新的生产力难以产生，地理因素使大国守成，三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强韧的桎梏和惯性；重农抑商──重义轻利──重情轻法──重形式轻实质──重安内轻拓外──重调和轻精益──重集体轻个人。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迟滞的原因。     

我国“直接适用的法＂之进路与反思

“直接适用的法”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私法理论的重成果，广为各国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在立法层面建立了我国“直接适用的法”的框架。实践中，对该制度和理论的运用存在一些不足。以微观层面的规则界定到宏观层面的秩序图景为基点，从阐释、体系、嬗变的维度对“直接适用的法”的完善进路展开论证，并反思我国目前的立法实况。     

论北宋法律制度中"例"的发展

中华法系是一种把成文法与判例法有机结合的法制,二者相得益彰.当代学者对宋代判例法的性质和意义往往认识不足,宋代的法制中已经产生了成文的<断例>.北宋的历史情况清楚地说明了判例法在中国的传统渊源.宋代"例"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判例法及其实践步入成熟的关键时期,具有立法上的成文化和实践上的自觉因循之特点.     

侠义盗伦理的佛道思想渊源--明清小说中侠盗采花禁忌的文学言说

侠盗禁采花不仅表现在个体自律上,更成为盗贼团伙的内部戒律.道教成仙得道考验,女色也往往是重要一关.佛教也针对女性性别特点,制定出种种戒律规则.采花禁忌之于侠盗局部地产生约束力量的原因,与盗贼心态有关,也是由其侵犯性目的决定的.     

试论北宋冗官的产生及危害

<正> 北宋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造成极其贫弱的原因主要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其中“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冗官本来是封建社会的通病,而北宋时期尤甚。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一)北宋建国之初,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阴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不可纪极。”譬如三班倒员,最初不足三百人,可到了天熹年间,竟达四千二百人之多,是原来的十四倍;元丰以后则剧增至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合宗室八     

重评北宋重文轻武的历史作用

我国历史上的所谓重文轻武,始于北宋。对于宋代形成重文轻武风气,史学界多加以贬低乃至否定,认为这是造成“弱宋”的主要原因。对此,笔者提出一些不同看法。重点探讨北宋重文轻武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其历史作用究竟应作如何评介。     

论北宋维护边防安全的法律措施——以宋辽关系为背景

北宋时期,中央加强了对辽边防建设中的立法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严格保密制度,严防奸细,同时制定了禁越法和严密的沿边捕盗法。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宋的国防安全,使得沿边防务有法可循、有令可依。而随着宋辽关系的变化,北宋对维护边防安全的措施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经验与启示

受国家湿地保护立法进程的影响,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实践也经历了从“综合型立法阶段”向现在的“专门型立法阶段”转型。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的成就主要得益于立法的前瞻性、完善的湿地保护立法体系、科学的湿地保护制度。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不断推进、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湿地保护法》、依法治疆的贯彻落实,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地方工作既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亟须完善。未来提高新疆湿地保护地方立法质量的路径在于突出地方立法的特色性和可操作性;完善湿地保护地方立法体系;健全湿地保护制度;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湿地损害赔偿制度。     

论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立法理念的演进

人类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既有制度层面的原因,也有价值层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价值观念的因素。每一次环境运动都是对旧价值观的扬弃,从而使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不断扩大。而这种价值观的变革也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并最终反映在法律制度中。本文在探讨生态文明背景下环境立法理念演变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历史反恩,试图通过建立“生态主义”的环境法法理基础,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法价值取向,并围绕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之保护重新构建法律体系。     

对50年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存在急需解决而又尚未解决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辩证地看待“变法”,正确处理“立法”与非正式制度(如习惯、道德)的关系,以及进一步扬弃我国传统法文化,创建适合现代法治需要的新文化。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中国化了的佛教经残唐、五代到北宋已达到完全成熟乃至“烂熟”时期。其重“知解”、“仰顿悟”、参“公案”、斗“机锋”的禅悦之风,对于北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原是对宋诗的指陈,却也道出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格面目。宋诗工稳、精致、峭拔、富有理趣、意味隽永之总体风格,均可从如上三方面得到体现。然而,宋诗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佛禅,亦受病于佛禅,北宋禅家那种“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也使得宋诗因对语言形式的过分纠缠而自病、病人。     

宏观调控视角下的我国国债立法研究

国债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角色应从传统的筹资性国债向调控性国债转变,国债法是宏观调控的专项法,不能简单地将国债法作为财政法的部门法。当前我国国债立法存在缺少基本法,重监管、轻调控,综合协调性差等问题。完善我国的国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朝着法制化、协调化与可操作化的目标迈进,并按照“主体——行为——保障”的制度框架进一步健全国债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试论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现状与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在法律体系、高等学校的权利、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在长期的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需要补充、修订和完善的问题,如法律体系缺乏完整性、法律中原则过多、权利义务规则少,“重实体、轻程序”等等,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以及“依法治校”的进程。因此,推进高等教育的法制建设必须更新观念,清理各类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创新法律制度,努力实现高等教育立法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