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历史地理与诗歌地理中的岭南

在唐宋的历史地理中,岭南包括现今的广东、广西、海南的广大地区和越南的一部分,这时候中原人士对于岭南的认知是偏僻边远、蛮荒贫穷的落后区域,而在政治上,岭南也是罪臣逐客的迁谪流放之地。在诗歌地理中,受荒服之地观念的影响,唐诗地理中的岭南等同于失意人生与生命的沉沦,瘴雨蛮烟是其经典的意象。宋代诗人继承了唐诗对岭南地理的普遍认知,并使瘴雨蛮烟意象蔚为大观,但在儒释道思想融合的影响下,江南意象的比对运用及岭南日常生活的大量描绘,使诗歌中的岭南呈现出一片自适闲逸。岭南遂由瘴乡蛮地有了“大舜隐真之地,达人循迹之乡”的意味。     

唐诗中的“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

临洮在唐代具有突出的边防意义,唐朝诗人或以其实际经历,或以其想象中的临洮为意象,表达其边塞情怀。＂临洮＂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或是具体指陈＂临洮＂,或是以＂临洮＂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与吐蕃接壤的边地。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以及边地风物之于唐朝诗人的特殊感情,反映出诗人对安定＂临洮＂对于安定西北、乃至安定大唐的重要意义。文章将通过对唐诗中＂临洮＂意象的分析,解读唐代的边疆政治走向以及诗人复杂的边塞情怀。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论

本文对意象概念的形成过程、意象概念的界定、意象概念的内涵、意象的分类、意与象之间的联系、意象创造过程中的意识状态、意象的真实性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指出意象理论与意识流理论紧密相关 ,说明了意象概念能将众多表现手法统摄起来 ,试图构建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理论体系的粗框架 ,并希望在鉴赏和创作上具有实践指导功能     

从唐诗中的＂月＂看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

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     

托妮·莫里森《宠儿》的启示录写作风格

《圣经》中的启示录具有通过各种意象揭示苦难、宣扬人生启示的特征,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基本采用了这种启示录的写作模式。莫里森不但将传统的＂血＂、＂水＂、＂地震＂、＂复活＂等典型圣经意象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而且又赋予一些意象以相反的意义,以便起到对比的作用。同时,她也改变了圣经启示录传统的＂向前看＂的写作风格和线性叙述模式,从而更加有效地表达黑人苦难的主题,因此是一次新型的启示录写作风格的成功运用。     

岭南地名中所见语言的接触、浸润与交融

本文通过研究岭南地名的结构方式，在地名群与地名层等不同层面上，追溯岭南古代语言在地理上的接触、浸润与交融的状况。     

从几则语词的训释看训诂在古典文学教学中的作用

在古典诗文的教学中,对具体词义的准确训释,有助于引导学生恰当地理解诗文之意。在讲授相关的篇章时遇到诸如"束脩""觳觫"等在古典文献中聚讼纷纭的词汇,运用训诂学知识对词义进行细节辨析,不仅使文义怡然理顺,增强了教学效果,而且有助于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他们运用训诂学原理阅读古典文学的能力。     

文学意象的动态流变论——以人物意象为例

无论是中国古典美学还是西方近代美学,＂文学意象＂一直受到高度关注,它作为审美范畴是在理论上对存在于创作者和欣赏者大脑中的意识形态的艺术世界的概括。本文主要以人物意象为例,从文学创作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意象在文学艺术家的意识空间中的动态流变。     

论古典诗词中的"梧桐"意象

意象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特别是中国古典诗词,可以说是由无数意象构建成的艺术殿堂.梧桐,在现代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普通的树木,但从意象初创时期的<诗经>一直到清词,"梧桐"意象频繁出现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并具有富贵、祥瑞、爱情、愁苦等审美意蕴.在反复使用和沿袭不衰的过程中,文人们用情感的链条,将它与其他意象组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复合意象群,用来烘染氛围,营造意境,表达了不同的抒情主题.     

舆图原自海西来①——《桃里寺文献集珍》所载世界地图考

本文研究了最近在伊朗发现的伊利汗时代百科全书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作者认为这幅地图反映了极为典型的“蒙古时代”的特征,也是东西方地理学知识交流的一个例证。本文对该地图中出现的地名进行了考释,并以此为中心讨论了元代统治者的世界观念,他们对地理学知识的重视,伊斯兰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局限。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论王世贞对唐、宋诗的态度

王世贞是明代复古诗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诗学主张却与复古诗派崇唐抑宋的理论不同。他推崇盛唐,但又认为唐诗并非尽善尽美;他批评宋诗,但没有对宋诗作出全盘否定,而是清醒地看到宋诗对明代诗坛产生的积极影响。他认为各个时代的诗都有其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反对以时代定诗歌创作的优劣。     

唐诗情意抒发的句法修辞策略

本文旨在探讨唐诗作为整体在抒友情感上所采取的特殊句法修辞策略。重点考察了唐代近体诗抒情与部分特殊虚词、特殊句式的运用之间的关系以及唐代古体诗抒情的句法修辞模式。考察结果表明，唐诗句法修辞在服务于诗歌的抒情功能方面与前代相比，已经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审美范畴“气象”的生成与内涵

古典文论范畴气象根植于传统气论,但不由气论直接衍生,也不由文气论创造。受制于古汉语由单音词向复音词的历史演进,气与象各自的哲学意义均出现分化,具象性特征渐趋明显,气象由“气像”到气之象开启了向“特征之特征”这一语义的衍化过程,进而被古典诗文创作和批评所引进。气像论于唐渐入诗歌理论,于宋臻于兴盛,最终由哲学理论演变为表示诗歌审美空间或审美形象的审美品格的代称,并在情景交融之作与纯粹论理之作中产生了用法的分化。     

断裂与突围：全球化时代的新诗命运

中国新诗已有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然而,目前中国新诗发展面临娱乐至上、文化断裂、过度自由等三大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代新诗创作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而改变这种局面的策略是：中国诗歌界应以文化自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诗学的长处,重建诗歌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让中国新诗在全球化时代再次复兴。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四唐说"历史分期三部曲

“四唐说”的提出与完善,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一、宋代,“四唐说”雏形得以凸显;二、元代,“四唐说”骨架得以成型;三、明代,“四唐说”论说得以完善。“四唐说”的拈出,标志着人们对唐诗流程有了更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分期。     

《长恨歌》中的“芙蓉”与“梨花”意象探析

"芙蓉"与"梨花"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两种意象。本文对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出现的意象迥异的两种花——芙蓉和梨花展开分析,重点阐述它们在诗中所包含的文学意蕴以及在文学叙事方面的重要功能。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