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失业弱势群体及其风险管理机制建构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失业弱势群体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群体,其风险包括生存风险、心理危机,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具有循环性,心理危机具有群体性,而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则具有“风险升级”特点,因此,失业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必须建构层级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建构冲突“安全阀”机制、预警机制和干预机制,实施积极风险管理。     

社会转型期当代中国的风险治理

风险是与人类发展相伴随的一种社会现象,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无法完全避免风险。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重要原因。当前,我们必须树立扣谐发展的理念,确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积极开展全球风险治理,力求以最小的风险获取最大的发展。     

论中国转型期社会风险与政府治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体制转轨与结构转型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程度,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政府应从转变职能、扩大公众参与、建立信息机制、增强全民风险意识、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提高风险治理能力,从而全面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廉政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理论、过程和机制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推进廉政风险管理成为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廉政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在反腐败工作领域的实际应用,有利于化解廉政风险,提升政府应对廉政风险的能力。廉政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由廉政风险识别、廉政风险评估、廉政风险处理和廉政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等阶段组成。当前,推进廉政风险管理要重点构建风险分析机制、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防范机制、风险应对机制和风险沟通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和谐社会的构建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对分析和应对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和谐社会的构建所遭遇的风险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转型期和谐社会的构建面临着许多风险,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社会风气及社会治安恶化、群体性事件和各种安全事故增多等。应对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加强社会管理和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社会风险实施控制与管理。     

市场转型条件下的社会风险及其应对：一个研究综述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风险加剧时期,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也使得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其自身特点。国内学者一般将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和社会分化与断裂作为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且进行了大量风险程度衡量和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策略和具体措施。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探索

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严峻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制度不健全且缺乏保障机制,村委会和党支部职能交叉现象严重,村委会威信缺失,剩余劳动力与空巢家庭的风险隐患,土地流转与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风险等等,都向我国农村社会提出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机制,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的全程监控和反馈机制。     

当前城市社会风险预警管理现状及其机制构建——以宁波市为例

随着城市社会风险事件日渐增多,就需要完善相应预警机制。针对当前宁波市社会风险预警管理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应主动建立健全基本的社会风险预警管理机制。通过国内相关经验对比分析可知,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机制应当包括基本的风险预警体系,完善的预警过程分析,明确的预警责任监控机构和先进的社会风险预警技术。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环境健康风险及治理——以西安市为例

中国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环境健康风险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文中以陕西西安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空气与水资源的质量、噪音以及食品与环境卫生等作为测量指标,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环境污染相对严重、流动人口暴露健康风险大;环境健康风险管理具有一定成效,但政策缺乏执行力;流动人口对环境健康风险认知存在偏差,缺乏有效应对环境健康风险意识和对策。研究提出对策：完善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机制,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环境健康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多渠道加强流动人口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和教育。     

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

立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政府"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技术—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正向推动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也蕴含着可能侵蚀"数字政府"自身的风险。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全息视角从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动态维度、知识管理维度、社会维度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政府"的可能风险,为"数字政府"风险治理提供风险分析基础。提出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贯穿"数字政府"各个环节的风险治理方向。     

涉外企业汇率风险控制问题与管理机制的建立

针对涉外企业汇率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一是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缺乏认知;二是涉外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三是涉外企业汇率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四是涉外企业受外部环境制约程度较深;五是企业缺乏健全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六是我国外汇市场体制尚不完善。为此提出建立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机制,一要确定企业汇率风险控制战略目标;二要把握企业汇率风险控制原则;三要明确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与职责;四要规范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程序;五要建立健全企业汇率风险内控机制。     

中小型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研究

汇率变化始终影响着出口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以中小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为切入点,阐述了其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营风险,并指出其汇率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汇率风险意识淡薄、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缺失、银行业务有限、政府服务滞后等。面对日益增大的外汇风险,从企业自身、银行和政府三个层面提出了中小型出口企业汇率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措施：重视汇率风险管理,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强化汇率风险意识,建立严格高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培养风险管理人才,健全风险管理体系;积极利用多种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提高防御汇率风险的水平;依赖银行积极参与合作、政府保驾护航,实现稳健经营、健康发展。     

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影响与对策

社会风险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议题。就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频发的社会风险使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代。从公共政策学科视野来看,社会风险对中国公共政策系统的治理能力、议题范围、议程边界、思维范式等构成了直接影响。为此,要有效应对和治理社会风险,中国公共政策主体需要强化风险意识、拓展治理思维、实施追踪决策。     

从评估到监测: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新策略

当下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频发,迫切要求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主要集中于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然而实践成效尚有不足,一些被评估为低风险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根由在于,不仅政策决策阶段可能孕育社会稳定风险,政策执行阶段本身也有可能不断酝酿和产生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必要延伸至对政策执行的风险监测。社会稳定风险监测机制的核心是通过监测政策对象态度等因素,预测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以便及时提供预警信息,防范和阻遏各类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论风险社会中的社区抗逆力问题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急剧变迁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人为事故频发,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社会风险大大增加.为了有效抵御社会风险的冲击,提高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增强组织对风险的抗逆力十分必要.社区是社会组织“金字塔”的奠基层,是社会、政府、个人联系的纽带,增强社区的抗逆能力,提升社区抗逆作用的起点,建立社区抗逆的资源储备,完善社区抗逆过程的运行机制,对于提高社区的自保自救能力、促进整个社会风险管理水平的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价值.     

转型期科技风险及其规避的理论思考——基于社会风险理论的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性使得科技风险在中国既表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普遍特征,又有转型风险社会的特殊表征。通过对基本科技风险领域的描述,指出科技风险具有人为性、不确定性、全球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科技风险社会的结构断裂以及科技风险控制的结构依赖凸显了当代中国科技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对此,需要从提高社会成员的科技风险意识、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培育和谐发展的理念以及建立统一的社会应急体系等几个方面来跨越科技风险社会。     

中国社会结构性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研究

制度漏洞、"利益藩篱"以及官商勾结等弊端,极易导致社会治理结构中的风险责任追究陷入窘境。可以通过建立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创新多维度立体型风险分配正义格局;建立健全法治防范机制,以及实现复合治理机制创新,以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等方式充分保障制度体系的权威性,提升风险防范执行能力,以期将风险责任真正落实到位,有效破解社会结构性风险。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风险社会化分配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以风险社会化分配为视角

在环境风险问题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不仅是环境风险管理与防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具有风险社会化分配的重要功能,即通过合理的责任主体风险分配,让原先过度集中在企业个体的风险责任可以分散给保险公司、社会等主体共同承担,以促进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协调。然而,目前我国环境风险责任分配机制中存在企业投保积极性缺乏、保险人承担风险压力过大及承保能力欠佳、政府的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加强等问题。在借鉴国外风险分配与利益协调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环境责任保险风险分配机制的建议与对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环境责任保险的强制性,明确投保企业的风险责任;扩大承保范围,创新保险险种,促进承保风险再分散,增强保险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加强风险评估与监管,建立并完善环境补偿基金机制,充分发挥政府风险分配的主导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多维风险评估与干预——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

建立留守儿童风险评估与干预机制有助于加强留守儿童风险管理,推进留守儿童关爱和保护工作。通过构建多维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湖南、贵州和安徽3省7县（市）14所中小学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并运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分析框架,从信息机制和反应机制两方面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社会风险的放大和弱化原理。研究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多维风险中发生频率最高的是教育失效、交往不足、环境不良、心理亚健康及身体亚健康等风险。危害最大的是意外事故和安全风险、双向犯罪及行为失范风险;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父母亲监护的缺位。因此,建立留守儿童替代监护模式;构筑县乡村-家庭、学校-家庭、社会组织-家庭三条“风险预警带”;逐步减弱多维风险,推进留守儿童风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