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技术变化实证研究

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到第二产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增长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本文使用DEA- 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中20个行业1997—2005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把制造业分为非耐用消费品、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及耐用消费品三个部门,比较部门间技术变化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的TFP平均增长率为3.76%,其中技术进步是 TFP 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三个部门中,非耐用消费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最快,资本品及耐用消费品工业整体表现最好,低水平的规模效率抑制了中间投入品工业部门技术效率的提高,从而阻碍了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劳动力流动、资本转移和生产率增长——对中国工业“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检验

 要素流动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两者的关系反映在“结构红利假说”中：当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低生产率增长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高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动时，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本文使用常用的和扩展的shift-share方法实证检验了1998-2004年期间中国省际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发现劳动力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资本转移对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考虑Verdoorn效应后，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对中国工业TFP增长的总贡献较小，即结构红利假说并不显著；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绝大部分原因还是内部增长效应。因此，更合理的配置省际工业间的生产要素显得很有必要。     

陕西能源产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首先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能源部门和非能源部门,利用Feder模型阐释了能源产业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然后利用成分分解法对陕西能源产业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统计检验.研究发现,陕西能源产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在水平序列、波动成分和趋势成分等方面变化高度一致.最后通过二阶自回归方程对陕西能源产业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能源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系数为27.20,间接溢出系数为0.26.这说明,2000年之后能源产业对国民经济直接贡献呈逐步上升趋势,而间接贡献呈现先降后升的L型变化特征.因此,必须大力提高能源产业的间接溢出效应,以推动陕西区域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降低旅游能耗对实现我国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加入能源消耗要素,采用Solow余值法对1995-2015年中国旅游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各生产要素对旅游业产出的贡献程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动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且波动性大,中国旅游经济属于要素驱动型的外延式增长模式;资本的增长要与高生产率匹配才能带动旅游经济的高增长;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能源的制约性日益突出.     

ICT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机理与效应分析

信息通信技术（ICT）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与通用目的技术，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其基本机理是：大规模ICT资本投资、ICT生产部门生产率迅速增长以及ICT对传统产业部门的大规模信息化改造，将显著提升要素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本文利用增长核算模型和两部门模型，在测算我国ICT生产性资本存量的基础上，对ICT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95-2015年，我国ICT资本投入增长迅速且资本深化效应明显，ICT资本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份额呈上升趋势；ICT产业TFP增长率显著高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且对整体经济生产率提升作用逐渐强化；ICT产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直接带动作用较明显，但溢出效应尚不显著且存在一定的时滞；相较于ICT制造业，软件业对其他产业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为此，应着力提升ICT投资效率，强化ICT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进一步深化ICT融合应用，全面提升产业协同创新能力。     

国际服务业生产率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

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全球呈现出“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下,服务业生产率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在分析服务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IMD中参评的45个国家（地区）的1997—2005年服务业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层线性模型以探索国际服务业生产率发展规律。研究表明：国际服务业生产率呈线性增长趋势,各国服务业生产率水平差异明显,但各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速度差异不显著;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与国际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起点较低;在期初,工资、劳动者素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均有正向作用,而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随时间的发展,劳动者素质、信息技术对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显著作用,而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显著。     

陕西省能源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基于菲德模型的计量检验

根据菲德模型的构造思想,将国民经济部门分为能源部门和非能源部门,并且假设能源部门和非能源部门边际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构建出能源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模型。利用该模型测度了陕西省能源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估算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采用索洛余值法对1978~200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发现资本和技术是兵团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源,兵团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建议兵团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优化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升全要素贡献率,从而促进兵团经济待续、健康发展。     

陕西:2011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居西部第二

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2011年文化产业统计数据显示,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文化产业增长迅猛 2011年,陕西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380.2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04％,比2010年增加0.2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拉动GDP增长0.76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对陕西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对陕西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卖空机制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在理论提出卖空机制“信息增益效应”和“压力减损效应”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卖空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表现为放松卖空管制后上市公司的技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变化率均有显著提升。渠道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畅通信息传递、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作用。此外,较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表现得更为强烈。本研究推动了微观金融和宏观经济增长的融合,并为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VAR和VEC模型的实证

安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一年的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相关实证分析显示：金融规模的扩张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虽然股票市场的发展滞后到第七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超过了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其贡献度一直在增长,这表明,虽然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大,但是成立只有十几年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很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且有些时期对经济增长呈负作用;保险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为了安徽的金融发展更快更全面地促进经济增长,安徽股票市场的发展应摆在比传统金融中介发展更优先的位置,应继续加大企业从股票市场的融资力度,同时应大力发展多元化金融体系来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加快保险机构改革并提高保险业经营水平。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和效果

摘　　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引起了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大组合,对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没有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推动了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因此得到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得到极大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向有利于城乡统筹的方向转化。另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支持了城市发展和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为农民迁移进城创造条件,这是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的根本途径。     

陕西省服务业发展研究

服务业现代化程度的测评是目前研究涉及较少的领域。从分析陕西省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结构入手,首次提出服务业现代化指数概念,并结合2005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对陕西省服务业各行业的现代化水平及其经济效益进行了初步测评。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陕西省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经济效益参差不齐的结论。从整体上看,其经济效益还较低,因而提高服务业的经济效益应该成为陕西省发展服务业的主要努力方向。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新经济增长点选择研究

针对现阶段新经济增长点选择模型无法区分“已有的”增长点与“新的”增长点的问题,使用支持向量机挖掘新经济增长点的潜在性.研究显示:陕西省2010年38个工业行业可划分为“新经济增长点”与“非新经济增长点”两类,新经济增长点一类中前十位行业与陕西省“十二五”规划中的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发展相一致,可见支持向量机在新经济增长点选择中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基于陕西省1998—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目前已经进入到从要求"量"增长到追求"质"提升的新阶段。基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区域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提出评价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三大指数和区域经济综合发展的两大指标。利用陕西省1998—2014年的数据,定量分析陕西省经济的发展态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演变的实证研究——基于经济转型期陕西案例的研究

在经济转型期背景下,通过建立VECM模型来研究陕西经济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陕西产业结构演变带有明显转型期特征,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演变几乎不产生影响,在经济转型期,外生的产业结构与市场化改革的冲突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原因;经济转型期产业、就业结构的演变对经济增长分别呈现“负效应”和“正效应”,但影响并不十分明显;从VECM模型的短期动态部分看,产业结构成为就业结构改善的显著障碍,产业结构的所有制性质及重型化特征,限制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FDI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资增长迅速,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而外资对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外资在地域分布上的差异很大,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研究外资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点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就变得十分重要。     

陕西省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增强科技、经济竞争力，提高综合实力的主要措施。以现代产业理论和统计理论为依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陕西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陕西省经济发展环境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陕西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而经济发展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直接影响了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增长。因此，为陕西省高技术产业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完善高技术产业发展机制，乃陕西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居民消费、基本建设投资与GDP关系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文章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验证消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对CDP增长的作用。得出结论:无论是从长期均衡还是从短期变动来看,居民消费和基本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