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措”认同与国家在场——西藏“大坝”移民村的权力结构分析

通过对西藏林芝地区移民村落大坝村的帕措势力分布和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过程的调查和分析，以村委会的权力结构为中心，探讨了国家影响和帕措势力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国家所主导的权威和秩序怎样在一个有紧密血缘纽带的西藏村庄展开。认为：“帕措”认同是大坝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坝村权威存在和展开的基础，也是国家影响向基层延伸途径和渠道。大坝村的帕措势力是村内起主导作用的村治力量，这个村治力量主导村庄权力的运转，形成较为固定的村治特点。大坝村委会的权力结构体现了国家影响和村民“帕措”认同的双向制约。     

“冲突”还是“融合”: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论探析

马克思从哲学、历史和政治三个维度对国家的起源进行全面考察,既探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内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决定作用,也分析了自然环境、社会意识等外部因素对国家起源的重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既是社会分工、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公共权力分化的产物,是社会内部和外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与其说马克思的国家起源观是典型的“冲突论”,还不如说它是“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     

“人大代表之家”的实践与思考

人大代表作为国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代表人民行使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人大代表除在人代会上依法行使各项权力外．大量的工作是在闭会期间开展．因此．闭会期间代表履行职务就显得尤为重要。江宁区东山街道现有49名区人大代表．于2006年在汉人大的统一部署和精心指导下．街道建立了“人大代表之家”。     

“权力”与“权利”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未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几年的普法教育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     

浅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软权力”

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软权力具有非垄断性和扩散性等特征。软权力的诞生有现实背景 ;涉及软权力与否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区别 ;软权力的运用需要硬权力的支持 ;知识和信息是软权力的重要来源 ;每个国家都有软权力资源。一国的兴衰应当包含软、硬权力的兴衰 ,美国短期内能维持软权力的突出地位 ,随着其他国家软权力的增长、美国软权力的衰落 ,未来美国并不注定领导世界。尽管软权力越来越重要 ,硬权力也不能忽视 ,增进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是同时增进二者。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楚官职中的“嚣类”官职探究

论述古楚国的“嚣类”官职在周官或者其他国家的官职名称中都没有出现，是楚国自己固有的、独创的一类官职。其权力有升有降，权力最大时超过令尹，以军事职掌为主。指出楚国历史上的有名战将也多出自“嚣类”官职的职掌者。对于“莫嚣”和“莫敖”二者的写法，传统多认为应用“莫敖”，但诸多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显示，“莫嚣”或许才是古楚国使用的文字形式。     

高校课程管理主体之“权利”与“权力”

高校课程管理中，权利主体的类型与层级多样性决定了课程管理“权利”的层级差异性和双重性等特征。这要求不同层级的权利主体应该被赋予相应的课程管理“权力”。但现实是课程管理组织中的权力优势集团的价值取向决定着课程管理权力的分配，并直接导致了“个体化”课程管理权力的“泛化”和高校课程管理微观层面主体之权力“缺位”等问题。     

市社科联喜获“全国先进社科联”荣誉称号

人大及其常委会不仅是国家权力机关，而且也是替人民群众说话办事的民意机关。忠实代表人民的意愿，对人民负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不仅是人大工作的价值取向和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来说，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人大必须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一种积极的社会福利思想——论“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的兴起及其启示

针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福利思想。其主要内容是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实行积极的福利政策。“第三条道路”福利思想是顺应形势对原先福利制度的调整，有科学和进步的意义，其对我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

为研究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衔接中的重要作用,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山东省派东平县第三轮第一书记扶贫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视角,构建了农村小微权力“村支两委、第一书记与扶贫工作队”双轨治理主体,在识别归纳工作实践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选派第一书记工作长效机制、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提升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的质量和效率等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保障,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推动乡村振兴行动,建设高质量的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竞争与权力流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变化

疆域构成国家治理权力活动和流动的空间边界，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其治理权力流出到疆域外。新一轮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会促使“超级国家”出现。“超级国家”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技术援助、芯片控制等方式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使得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形成一个翘板式结构，即一部分配置在本国疆域内，一部分配置在“超级国家”疆域内；翘板的倾斜方向取决于人工智能弱国对“超级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人工智能弱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中国在应对“超级国家”的“智能霸权”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俄罗斯“十月事件”万花筒

俄罗斯“十月事件”万花筒俱孟军在国家权力的最高层，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和以哈斯布拉托夫议长为代表的立法权力机关为时近两年的政治斗争，终于酿成一场流血冲突……一九九三年十月的俄罗斯……坦克的轰鸣、飞机的盘旋、炮火的发射、士兵的恍惚、市民的迷茫...     

驳“四人邦”的“权力资本论”——兼批黑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四人邦”为了在沙滩上建筑他们虚构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杜撰了一个社会主义时期“权力转化为资本”实际上是“有了权力才有资本”的“新规律”,他们在上海组织编写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进一步把这个“新规律”理论化,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有“权力”利用商品制度,“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转化为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我们在深入揭批“四人邦”的伟大革命斗争中,要肃清他们的流毒,很有必要对风行一时的“权力资本论”进行彻底清算,弄清它是个什么货色!     

建设和谐“新农村”：问题、路径与措施

目前国家权力格局处于演进中,乡村治理需要拓新思路。如何让“社会权力”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类社会关系,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要统筹兼顾,精心谋划,有的放矢,全面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亚里士多德之“优良政体”观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政体与宪法是同义的，认为优良的政体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符合并促进全邦人民的共同幸福；以法治为基础，用法律规范、制约政治权力，确立法的至高权威；是一种“混合”政体，集中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优点，并使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保持恰当的均衡。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从“我城”到“他城”

1937年国民政府迁渝后，重庆想象进入国家象征符号的表意系统。战时重庆形象的变迁，是城之变与书写语境、评判立场之变相互作用的结果。全面抗战初期的重庆是众多青年争相奔赴的城市，神圣国都形象投射着民族国家抗战的激情。抗战后期，人与城的矛盾激化，重庆不再是“我们的城”，而是变成了“愁城”“恶城”。抗战结束之后，回望中所形成的重庆印象走向分化，城市的主体性质在革命话语中悄然转换。重庆形象从“我城”到“他城”再到“我城”或“他城”，不仅涉及城的问题，也涉及权力主体和意识形态的更新问题。     

“繁华”与“寂静”——网络究竟是什么以及其他

不论网络媒介发展到何种地步，也无论是超越论者还是实证论者，网络媒介终究只是一种工具，潜伏于其背后的决定因素不外乎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以及民族国家的哲学习惯及文化治力。不要太过迷信网络的“自由”与“民主”，也许，网络技术的终极发展及其终极结果很可能就是人类“末日”的真正原因与“映像”。国家或地区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网络传播，其实都是一种相对规定下的“自我延伸”与“社会演化”过程。这一规定也必然地限制了网络传播的各种形式与意义。网络媒介对于一般传播的意义，主要有四：时间、空间、数量、意层，亦即：即时、虚拟世界、巨量、意维。网络文化是一种工具文化、技术文化，抑或媒介文化而已。网络技术将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与社会“转型”，并将更多的世界文化图景展示于中国一般公众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