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选择

从我国农村基层政治的结构功能看,村民自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组织形式,有其建立的必要性.从我国农村基层政治的模式演变看,村民自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治重建的目标模式,具有选择的必然性.从我国农村基层政治的发展现状看,村民自治作为目前条件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基础,具有长远发展的可能性.从我国农村基层政治的发展前景看,村民自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选择,具有实际运作意义上的现实性.     

论我国"公民治理"现状与发展——透过"景洲现象"的分析

"公民治理"理论特色在于将以往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转变为"公民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从"公民治理"视角分析了"景洲现象",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出了几点促进公民参与和基层自治的建议.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动因、模式和路径选择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对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的能动反应.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环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选择应该是在继续坚持"行政-控制型"模式的情况下,采取"行政-控制型"模式和"规制-服务型"模式相结合,并最终过渡到"规制-服务型"地方政府管理模式.通过体制创新,创建与自治权利相衔接的政府管理体制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任务.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的突破口,就是需要中央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进行双向调整.     

"联省自治"运动中的省宪研究--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制度探析

从比较宪法与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剖析"联省自治"运动中省宪制度特色,重点分析省宪制度设计与创新之处.其中省政体制度特色表现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方面,主要内容有行政权力的双首长制、行政与立法关系失衡、司法权力增强、直接民主制的广泛采用.而在处理地方与国家关系时,省宪则凸显地方合理分权与过度分权并存特点.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构建以当事人为一元主体的行政再审启动制度

我国现行的行政再审程序启动主体是由当事人、法院和检察院组成的"三元化"的立法模式.然而,法院和检察院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不仅在立法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而且严重地违反了私权自治和当事人的处分权.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废除法院和检察院发起再审的权力,构建以当事人为一元主体的行政再审启动制度.     

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在"乡政村治"格局下,农村基层管理领域存在着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农村社区的自治权两种权力形式.由于制度、体制和环境等原因,乡镇行政与村民自治在衔接和互动方面显现出非此即彼的发展偏向或者互不相干的独立倾向.通过修改法律,起草配套性法规,采取制度创新、体制变革、选举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等举措,明确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工作关系、权限范围、行为边界和工作机制,是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有效策略.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活动过程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环境是有别于一般地方政府的,这决定了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过程的特殊性,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要充分考虑这一特性,培养"自主"和"自治"的行政理念,建立符合本地方民族现状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具体施政,才能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     

整合-自治-整合——一种中国社团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构建

在中国,建立社团组织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具有其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根据目前中国社团组织发展的状况,社团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应呈现为"整合-自治-整合"的模式.具体地,二者的良性互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合-自治",社团组织表现出较强的官办性,这一阶段政府的制度安排直接决定着二者是否能够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第二阶段是随着社团组织的发展及其自治化的增强,二者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走向"自治-整合"的良性互动的目标模式.     

论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关系的重构——基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视角

在村民自治中,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制度上还是运行中都存在着误区.由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科学理论的有力支撑,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也就没能在制度中得到合理的界定,由此导致了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在现实运行中与制度安排不时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构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要以“强乡政管理—强村民自治”为目标模式,建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推进乡政村治的法治化;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现实运行中的有效衔接.     

公司自治的法经济学分析

走过了计划经济的我国依然习惯于管制或者至少是"监管",包括对最需要自主性的市场主体--公司.公司的强大需要自治,公司制度的完善需要强调公司的自治权利.公司自治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而公司自治的这种经济特性早已深入法律的肌体.文章从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公司自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以及公司自治避免走向过激的"无政府主义".     

"组合竞选制"的实践与理论--村委会民主选举模式的重大创新

文章认为,村民选举和村民自治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产物,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体制保障.目前,全国各地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主要有平行选举、职次选举、叠加选举、累计选举四种选举方式,从选举制度本身来看,均重视了候选人个体素质的选择,体现了传统"选贤举能"的政治理念.其共同的缺点是忽视了发挥整体功能的重要性.笔者对村民自治选举制度进行了10余年的探索和实验,积累和创造了"组合竞选制"的选举模式.所谓"组合竞选制"就是首先由村民自由推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候选人,然后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自由提名他的竞选组合班子人选,并通过村民投票,由村民挑选社区领导人.文章对"组合竞选制"的现实依据、特征与优点、试验和发展、以及国内外理论界的关注作了阐述.并相信"组合竞选制"必将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民主选举的最佳选择和不二模式.     

从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看自治权的回归与实现——广东省云浮市实施"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工程的宪政意义

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当然是作为村民自治体成员的村民,其内涵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当今的村级自治实践中,自治主体异化为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变为村官自治,自治权的行使严重缺位,民主被"虚置",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交织,新农村建设陷入瓶颈.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云浮市自治权力平衡型村治模式的探讨,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深入剖析其动因、过程与宪政意义,发现坚持地方自治的理念,推行地方自治的试验,发展地方自治民主制,这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韩国地方自治制度的基本原理及最新发展

韩国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建国之初就排除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中央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模式,而是采用了西方惯用的地方分权体制,即地方自治制度。从地方行使自治权这个视角而言,韩国的中央并非凌驾于地方自治体,两者处于对等关系,而非是行政上的命令服从关系。但从国家统治的视角而言,地方自治体仍属于国家的组成部分,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要遵守国家统一的行政处理基准。韩国之所以确立这种地方分权模式,是基于实现草根民主主义理念与提高国家统治效率的考量。从制度设计而言,韩国宪法与地方自治法赋予地方自治体多个自治权,包括地域自治权、人事自治权、组织自治权、财政自治权、规划自治权、立法自治权等,而且,为了让地方自治体能够有效地自主处理自治事务,设置了地方议会、地方行政长官等机构。另外,在地方自治制度运行过程中特别注重居民的因素,积极导入了包括居民监察、居民诉讼在内的国家层面上难以实现的直接民主主义制度。     

行政自制理论视阈下的“行政三分制”——以深圳市行政体制改革为例

随着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全面施行,沉寂许久的"行政三分制"改革终于浮出水面.作为一项创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三分制"亟待理论上给出合理的回应.行政法学领域新近兴起的"行政自制"理论能够契合"行政三分制"的实践."行政三分制"改革以行政自制理念优化行政决策制度;坚持人权与效率的统一,保障执行的专业、高效;改革监督模式,保障监督有力、到位."行政自制"理论保障了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合理界分与配置,从"行政自制"理论出发,观照"行政三分制"改革,对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很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