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表征与精神

从形之下观照,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表征,首先表现在:文体上、语言上主要由人物的上场诗、下场诗、唱词、韵白和判词或词话、题目正名构成;韵律上运用诸宫调来演唱,无论抒情、写景或述事,都注重诗意般的意境营构;其次表现为借剧中角色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象征性的脸谱艺术、虚拟化的生活场景、灵活性的时空观念和程式化的表演手段之写意艺术.从形之上透视,中国古代戏曲的诗性精神,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理想化的生存境界、诗意般的生命体验、平民性的价值取向、自娱娱人的娱乐目的.     

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论中国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的契合

形态的诗性化与内涵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是中国古代文论鲜明的民族特色。本文以人类原始思维和中国传统哲学建构为切入点,从自然审美与伦理判断的先天亲和性、人类早期艺术的功利主义本质、轴心时代诗性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用事与审美的统一等层次来寻找古代文论诗性与功利性相契合之民族特色的心理和历史渊源。     

江南文化精神的“在”与“说”

在今天阐释江南文化精神，有两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就是江南文化的“在”与“说”。前者属于存在论问题，主要是江南自然、社会与人文的存在现状；后者属于语言本体论问题。主要是有没有人可以把江南文化的“在”讲清楚、说出来。在“怎么说都行”的后现代文化中，关于江南的“说”比关于江南的“在”显得更加重要与紧迫。以“江南诗性文化”为核心范畴的“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以江南城乡差别为解释框架，探索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精神结构，推动了江南文化从实学向美学的学科飞跃，是研究者进入江南最重要的学术配置与基本的主体条件。     

中国“诗性智慧”的早期生成

"诗性智慧"是一扇通往古代文化形态的窗户,它的出现是古代文化形态敞亮与解蔽的契机。着力分辨中西文化谱系早期"诗性智慧"的根本区别,通过文字与思维心智结构的剖析,经由"诗性智慧"载体的判断,对中国"诗性智慧"的民族特色和早期生成状况进行本源性的审视。     

鲁迅文学遗产的“精神诗性”与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欠缺

鲁迅文学遗产的精髓是"精神诗性"。精神是一种升华到宗教层面的境界。精神性的作品,往往充满了希望与绝望的悖论,是世俗逻辑的反向同构:以黑暗为光明,以坚忍为逃亡,以苦难为欢欣,以绝望为希望。文学是通过内面即黑暗的精神通道抵达上天,这就是文学希望之路,也是中国文学获得拯救之路。但在这条路上,我们的传统资源几近无有。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抵达了几乎无人可及的精神的近乎宗教的层面,成为孤绝的"精神界之战士"式的"诗人"和"诗人"型的"精神界之战士"。中国鲁迅学虽然持续近百年,却仍然没有真正认识鲁迅的"精神诗性"的真谛,当代中国文学也没有继承鲁迅的这个真谛,存在严重的精神欠缺。     

维柯“诗性法律”阐释的原创性及其现实启示

维柯的"诗性法律"阐释表现为思想领域、研究方法、法律观的"三重原创性",由此窥见一种遍布世界各民族中的人性光辉,维柯用诗性的语言预演了人类"现代大同世界(modern world of nations)的历程"。"诗性法律"通过阐释诗性智慧揭示了人类文化结构中最本质最优秀的文化因子,它给予我们一定的现实启示:一是中国社会调整机制需要诗性的文化亲和力和文化创造力;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借鉴诗性文化传统提升其价值和谐度;三是在构筑"后发型"、"追赶型"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大厦中,需要民族习惯法的诗性文化元素和传统智慧的支撑。     

语言对存在的诗性建构——《老子》、《庄子》的“元文学”阐释

《老子》和《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此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老子》、《庄子》与中国文学的深层关系,这就需要超越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运用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观照,从比较与反思的视野超出“美学”之外来审视作为中国文化主要精神源头之一的老庄思想具有的一种“元文学”意义,它确立了中国文化系统中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基本意义关系,这不仅是文学书写展开的基本前提, 也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诗性特征。     

诗性的工业文化——株洲文化的突出个性

株洲文化在本质意义上既有诗的古老基因,又有诉诸诗性的工业文明。工业文化是株洲的核心文化,最突出的个性是其内蕴的诗性化。株洲在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中,诗创作欣欣向荣,被誉为“诗城”。工业建设催生诗的灵性,也激化诗文化的成熟。大批株洲城市诗人艺术家的创作,从文化意义上展现出工业化的灵魂,突显了现代工业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六一诗话》与宋初诗学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创了笔记体漫记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的诗评新体 ;其中“领悟式”的批评方法 ,对于后世诗话具有垂范作用。《诗话》所提倡的平易自然诗风、月锻季炼的创作态度和意新语工的诗境 ,更对宋初诗坛产生了深刻影响     

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     

扬州平山堂历史兴废考述

平山堂是扬州重要的文化遗迹之一,是蜀冈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它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由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所建。平山堂在宋代至少被重建五次,以其宏敞壮丽被赞誉为＂淮东第一观＂。元明衰落,被改作司徒庙。清代是平山堂的兴盛期,至少被重建四次。康、乾两代帝王南巡都莅临于此,使平山堂臻于鼎盛。     

萧乾小说的诗性与基督教文化

萧乾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萧乾小说独特的人性视角和善恶并存的生命意识,给小说带来了既忧郁又悲壮的诗化情调.萧乾小说在反基督教的表层叙事结构下隐含着从伦理价值建构方面向基督教文化寻求文化资源的价值取向.基督教文化和<圣经>文学,带给萧乾小说抒情方式间接性、暗示性的形式美感.     

诗人之"人"的创造--郭沫若与闻一多的诗文化比较

所谓诗文化比较首先就是进行诗人之人的比较,将郭沫若与闻一多置于诗人心灵表达的动态流程中,来进行诗学与文化学的纵横比较,以展示诗人之间在诗魂、诗情、诗艺、诗风上的文化差别.     

诗人气质与青春气象--论五四时期的王统照

诗人气质与青春气象,是王统照五四时期最鲜明的精神特征.受惠于五四,他走向了平民,获得了民主、平等的意识,人道、博爱的胸怀;受惠于五四,他广泛地吸纳了世界文艺思潮,涵育出宽容、开放的艺术精神及现代意义的个性气质,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作品风貌.其中,纤细迷惘的"情绪化"的对人生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是五四诗人型作家王统照的本色,也是值得认真研究的一种文学现象.     

历史·人性与诗性眼光--田中禾的文学世界

田中禾是一位有着自己明确文学观念的自觉求索者.对人生和人性问题的深层思考,对民族历史的殷殷叩问,以及对小说诗性品格的追求,使其创作成为理解新时期文学流变的一个很好的个案.     

环境正义: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

目前的环境正义属于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社会正义,自然环境被排斥在正义关怀之外.为了使自然环境成为正义安排的对象,须建构一种在人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环境正义.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既以人的道德自觉为基础,又从某种意义上内在契合着正义的相互性原则,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拥有平等地位的正义,从而确认人对自然的尊重;二是人与自然之间权利义务公正交换的正义,以担保人类改造自然界实践活动的道德合理性.     

向诗而思:关于艺术的诗性品质的阐释

从我国古代文论的"乐之本在诗"之说,到西方现代诗学的"一切艺术的本质是诗"的命题,对"诗性"的把握到指向关于艺术精神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重建当代中国诗学,仍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