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国统区讽刺文学

20世纪40年代讽刺文学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与批评空间,而且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我党对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作家讽刺文学创作的自觉及对作品的适度包装等原因,国统区的讽刺文学也蓬勃发展,并迅速占领国统区的文艺阵地。     

20世纪30年代国人开发新疆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国人对开发新疆也十分关注,并且提出了许多建议。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南京国民政府对开发新疆也有一些积极行动。     

20世纪30年代南浔镇的社会状况

本文主要依据1931年的南浔调查,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南浔镇的社会状况作一个尽可能翔实的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南浔镇在经济发展、政治建构、文化教育设施与社会公益事业及交通通讯的建设上都处在全国的前列,成为江南市镇的典型,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在南浔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商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世纪4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生成缘由

20世纪40年代,战争改变了一切,并给人们带来一场空前的劫难,也正是这幅因历史的强行进入而形成的战时的文学地图,为20世纪40年代年代乡土文学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为,正是在这幅由战争所形成的弥漫着硝烟的文学地图上,特殊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共同构成了本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外在客体因素,而现代作家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和他们对时代召唤的感应与主动选择,则构成了这一时期乡土文学生成的内在动因.     

银行资助与农村内生金融的形成——20世纪20-30年代对培育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探讨

如何建立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是近代中国农村金融能否顺利开展的重要环节之一.20世纪20- 30年代对培育中国农村信用社的探讨表明:农村信用社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农村经济衰败的情况下需要银行出资推动建立.这一主张体现了经济合理性,但银行的出资者身份易使其成为农村信用社的最终决策者,银行的逐利行为往往使农村信用社在组织建设上疏离贫农与民主管理.由银行资助而形成的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容易与农民产生隔膜,农村内生金融组织应当在健全内部制度的基础上引入银行资金.     

试析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

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歧见.马寅初在当时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据此提出的全体主义方法和统制经济主张则值得商榷;唐庆增对中国古代经济方法论的判断不无偏颇之处,但他坚持的个人主义方法却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分析反思这一歧见,不仅对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演进有重要价值,而且对选择中国未来经济走向有警示意义.     

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

在 2 0世纪 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 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 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 2 0年代相比 ,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 ,这体现了 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20世纪30年代“中医科学化”思潮论析

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应对来自西医的竞争,摆脱因所谓"不合于科学"而倍受歧视的命运,提出了"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试图毁弃中医传统理论而代之以西医理论,造就一种"新医学"。"中医科学化"的实质乃是中医的西医化,而其逻辑发展的结果也必将是中医学的消亡。它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中国知识"在科学权威下屈服于西方价值的历史缩影。     

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恐慌”探析——立足于历史成因与时代特征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农业恐慌.这次农业恐慌既非一日之寒,也非偶发因素所致.其导因一方面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方面又基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具有传统危机与现代危机的二重性特征.     

论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经济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面对国内茶市价格下跌的困境,长江中游地区的茶农主要依靠自有土地经营茶园,人口较多的家庭经营的茶园面积较大,资金、劳动力的投入也相应增大,但在家庭生产要素配置中的比例反不及人口较少的家庭,茶业经济在茶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并不占主导地位。不同类型的茶户应对茶市危机的理念与行为存在着差异性,既反应了茶农的无可奈何,也体现了茶农的经济理性。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930—1940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恋物特征,主要表现在恋物的列举式修辞、物质人化和人的物化修辞策略、物质细节的表意功能与情节推动力。现代市民小说以一种空间化、恋物化特征标志了现代市民新的思维模式的诞生,也标志着现代市民深层价值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