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负责——史学界重评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纪实

方伯谦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是“战将”还是“逃兵”?尽管学界争论不息,史料尚未全部发掘,但人们普遍接触到的历史著作、文艺作品和学校教材,却都将其作为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来描绘,似乎历史的本来面目即是如此。198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本刊获悉旅居美国的方伯谦侄孙女方丽祥女士,多年来广泛搜集,详加考证甲午海战史料,多方为其伯公辩诬后,认为澄清中日关系史上的这段史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主动向方女士邀稿。编辑部细读了方女士的来稿,并查阅大量资料后,为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也是对方伯谦及其亲属负责,决定在本刊开展学术讨论,并将方丽祥的文章题目改作《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附编者按语,在1988年第2期《日本研究》杂志全文发表,引发了关于重新评价方伯谦的这场学术争论。感谢海内外史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踊跃来稿,据理争辩,使历史的本来面目愈加真切。 1991年9月13至14日,在中国近代海军发祥地福州,召开了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名专家学者,以史料为依据,深入探讨,意见趋于统一,一致认为方伯谦没有投降,不是,“逃兵”。综观他对北洋海军的建树和两次海战中的表现,应认为他是中国近代海军中的爱国将领。研讨会主办单位曾联名专函本刊,邀请与会,但因故未能成行,甚感遗憾。现全文转载1991年10月5日《福建日报》的一篇综述文章,既向积极参加和热情关心方伯谦评价的本刊读者汇报,也是对《日本研究》杂志开展的这场论争告一段落的总结。     

方伯谦评传论文索引

中日甲午战争济远舰先逃与方伯谦问题赵捷民《新史学通讯》1953年8期为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辩冤赵文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0年2期丰岛海战季平予《历史研究》1980年4期有关甲午中日黄海海战的两种史籍记载的考释——再论刘步螗在海战中的表现董蔡时《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2期方伯谦被杀一案考析徐彻《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3期     

也谈方伯谦被杀的问题

甲午中日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被军前正法。不久,即有人撰写《冤海述闻》为方伯谦鸣冤。数十年来,史学界对方伯谦被杀是否属于冤案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方伯谦之被杀,既不能称之为冤案,但其中不乏冤案的色彩。在此,笔者略陈愚见,恭请诸位专家斧正。一.评判方伯谦被杀是否属于冤案,应主要考察他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     

关于评价方伯谦的若干问题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临阵脱逃，被清政府正法。有关方伯谦是否属罪有应得，史学界曾有过争议。本文作者就争议集中的四个问题：牵乱队伍是方伯谦还是丁汝昌、刘步塘；“济远”舰是否撞坏了“扬威”舰；“济远”舰是否率先逃走；丁汝昌是否挟嫌陷害方伯谦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澄清史实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方伯谦主要罪行属实，被处以死刑罪有应得，因此方伯谦一案绝非冤狱，更不可将罪名转嫁他人．     

心灵的讴歌——读《中国大河之旅》

(一) 我与东邻扶桑,向无交往。数年前,在沪与留学中国的井上聪君偶遇,方开始了我与日本人的交往。熟识之际,即赠予其父井上谦先生的著作——《中国大河之旅》。这是本十万言的小说,看上去很单薄,似乎不会有多深的内涵。后来得闲拜读,才感到自已早先的想法有点轻率陋断,不禁郝然羞渐。我与井上谦先生向不曾谋识,故以文如其人的常规度之,想他一定是位谦谦学者,宽厚仁和,待人以善,为人以诚。这一点对井上谦先生的抽象的印象,,是我于《中国大河之旅》(以下略称《旅》)的字里行间逐渐树立起来的。     

读苏轼《方山子传》

苏轼的《方山子传》是一篇写得十分别致的传记体文。本文拟就其写作时间、当时作者的思想状况以及文章的主要艺术特色等方面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方山子传》究竟写于何时?目前,大家的看法尚存在分歧。如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该文之“解题”、牛宝彤先生选注的《三苏文选》、丛鉴和柯大课两先生合著的《苏轼及其作品》中都认为写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而颜中其先生编注的《苏东坡轶事汇编》附《苏东坡年表》、刘乃昌先生选注的《苏轼选集》、王水照先生选注的《苏轼选集》中则都认为写于元丰四年。 《方山子传》中有这…     

敦煌伯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

敦煌伯３６１９唐诗写卷校录平议徐俊敦煌伯３６１９唐诗写卷收诗之多，仅次于伯２５５５唐人诗文选集残卷和伯２５６７．２５５２唐入选唐诗拼合卷，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王重民先生《补全唐诗》（《全唐诗外编》第一编）从本卷中辑录佚诗一首￣①，黄永武先生《敦煌伯...     

樽本先生的贡献和中国学者的任务：从《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谈起

198 8年 3月 ,樽本照雄先生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将近十年之后的 1997年 10月 ,樽本照雄先生又出版了《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其份量较之《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来大大增加。当获赠《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时 ,我就很想写一篇评介文章。后以它事缠身 ,未能如愿。前年又获赠《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 ,又想为文评介。但仍因事务太多 ,延宕了下来。现在 ,两年时间过去了 ,恰好略有余暇 ,便把写评介文章一事捡了起来。然而 ,在这两年间 ,已有不少专家学者写了评介文章 ,对这些文章的观点我又完全同意 ,新的意思已没有多少 ,…     

小记孙熙春

我与孙熙春弟认识,一转眼已经十六七年了。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到沈阳,得识孙治安先生,他给我看一方印章,问我刻得怎么样,我说刻得不错．是学汉印的。他听了很高兴,就说是他儿子刻的,希望我以后多教导他。这以后,熙春就经常与我见面。但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见面,我看的却不是熙春的篆刻而是书法。他写了一批魏晋简牍风格的书法,很有书卷气,很有功力,也很洒脱。     

忆鲁迅先生二三事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大家要我写点纪念他的文章。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初来浙师院时,在一次学习会上,我曾说过我认识鲁迅先生。后来在“文革”中遭到某些人的讥讪说:“你也配认识鲁迅!”从此,我再也不敢谈鲁迅,也不敢承认认识鲁迅。我想现在是不必怕了,可说几句了。但因为事隔多年,有些事只能记个大概,要写成文便又模糊起来了。但无论如何,我要说一说,也算一点纪念。我在北京时,正是青年们对鲁迅先生誉望日增之时。我当时是搞古典文学的,但对《新青年》、《语丝》极有爱好,因而也非常尊敬他。我也听过他几堂课。当时北京各大学的课堂多半是开放的,不论是谁都可以入座听讲,我就是这样认识了许多一时名家的。当时北大、师大中文、历史各系的名教授,大部分是余杭章太炎先生的学生或旧相     

法照与敦煌文学

法照与敦煌文学施萍婷大约是１９８８年，我因为要写《敦煌净土变研究》，读了一下日本冢本善隆博士的《中国净土教史研究》，对他引用的一段＂写经题记＂发生了兴趣。这段所谓的＂写经题记＂出自许国霖先生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中的北图藏秋字９７号。由于冢本先生只说...     

谈郁达夫作品的“灰暗”问题

一九八○年国庆节创刊的《浙江书讯》第一期刊载了一篇《郁达夫小传》,对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他晚年在海外的爱国活动,直至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也认为是“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文中说郁达夫在三十年代中期“隐居杭州”时所写的作品都“比较灰暗”,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浏览过郁氏这段期间的作品,并不认为他那时真正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他于一九三三年由沪迁杭,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为《中学生》杂志写的《杭州》一文确写了这样的词句:“我们来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     

畸形文化形态下的人物悲剧——《<金瓶梅>人物悲剧论》评介

《金瓶梅》是一部写性自由的书。是一部写性自由如何酿成一系列悲剧的书。王志武先生的专著《〈金瓶梅〉人物悲剧论》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道出了自己上述的观点。社会各界历来对《金瓶梅》一书褒贬不一,认其或为惩劝,或为警世,或为暴露,或为淫诲,此类文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志武先生却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这诸多的世说论断之中,而是通过引用大量的人物和情节,提出了《金瓶梅》是一部写性自由的书,继而对全书进行了深刻剖     

关于李贺的《秦王饮洒》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光明日报》《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秦王”辨》,批判“四人帮”。“四人帮”把李贺归到“法家”,论证之一,即《秦王饮酒》歌颂了秦始皇。文章主要驳这一点,并提出“秦王”当指唐太宗李世民。一位同志看了以后说,《秦王饮酒》是否写秦始皇,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文章却把它和“四人帮”挂在一起,作为批判文章来写,这不是商讨问题的态度,弄得不好,就流于简单化和主观武断。我听了觉得说得对。但文     

大序幕中的小序幕——简论《红楼梦》第一回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确,曹雪芹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者,他写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深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更受到前代文学传统的影响。《红楼梦》确是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但这种“打破”,是在继承基础上打破的,《红楼梦》第一回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     

王学精神的时代意义

我今天想谈的一个题目是:王学精神的时代意义。记得八四年时,安徽的蒋国保同志翻译了日本岛田虔次的《朱子学与阳明学》一书,要我为其作序。这件事促使我不得不去看一看阳明的书。以后因去新加坡和联邦德国研究讲学,又看了海外许多朋友们研究阳明的著作。特别是冈田武彦先生等一些日本朋友写的有关宋明理学的书。后来我带的研究生中又有两位研究王阳明,其中一位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王学内在矛盾的分析》。另一位的题目是     

二十世纪西方人性研究一瞥

人的问题自古就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人成问题则是很晚近的事。200多年前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曾提出四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人是什么?为回答前三个问题他写了著名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而最后一个问题即人的问题则使他终生困惑,不得其解。其实康德所处的     

为我伯公方伯谦鸣冤

方伯谦是原北洋海军副将,甲午中日海战时济远舰管带,1894年9月24日凌晨,被李鸿章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斩首于旅顺口。方伯谦被杀后,其家属及部下、同僚中有称其冤者。如何,直至今日仍是一个争论然而其真相不休的问题。最近,方伯谦的侄孙女,侨居美国的方俪祥女士寄稿本为方伯谦辩诬。我们认为,按照历史事实,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评价方伯谦,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而且也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亟待澄清的问题。为此,本刊全文刊登方女士的文章,同时还刊登了曾明教授关于方伯谦被杀问题讨论始末的介绍。我们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就此问题给本刊来稿,在可靠的资料的基础上,各抒己见,通过争鸣,力求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求实·审慎·不拘泥成说--读《濒阳集》

我与刘重日先生虽然就读于同一所大学 ,但前后相差将近十年。当他宏文巨篇屡屡见于报刊之时 ,我还是一个知之甚少的学生。所以他理所当然是我的学长 ,更确切地说是师长。正鉴于此 ,刘重日先生在其文集《濒阳集》出版前夕 ,嘱我写几句话时 ,顿感惶恐 :应之有愧 ,却之不恭。不得已 ,只好勉为其难了。通读《濒阳集》文稿 ,作者求实 ,审慎 ,不阿附 ,不盲从的治学态度 ,以及无新意不落笔的严谨学风 ,感人至深。诸如对“牙人、牙行”的发展演变及其性质问题的论证 ,对“东林党争”的社会与政治背景的探讨所揭示的实质等 ,均在 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