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法律思想探索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博学的学问家之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是继承了二程(程顥、程颐)的理学,总结了先秦以降各种唯心主义思想因素,以儒家学说为核心,融合道教关于宇宙构成、万物化生的理论和佛教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建立了     

论朱熹的解经思想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平生重视对儒家经籍、元典的解读,以“经义”释己见,认为通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将“经学”形式与理学内容相结合,不仅能重构一个完备的儒家“道统”体系,在儒、释、道三教斗争中,与异教相抗衡:同时在依经明理中,通过“圣学”形式,给自己思想披上经典外衣,更便于合法化地为大众接受。因此,朱熹一生,在构建理学体系的同时,还不断地从事对五经六典的解读、训诂、释义,其涉猎范围之广,几乎遍及诸经。他的理学思想大都通过对经籍的释义而阐发,尤其是对《四书》的解释,几乎毕其半生精力。所以,《宋史》称道朱熹:“其为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尽其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朱熹一生著述颇丰,所著书有:《易本义》、《易学启蒙》、《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义》、《楚辞集注》、《楚辞辩证》、《韩文考异》等;所编次书有:《论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     

论朱熹的美学思想

朱熹是南宋最有成就的美学思想家,其美学思想具有丰富内容和深邃内涵,涉及审美本体论、自然山水审美论、人格美学论、审美方法论等方面,既有理学—美学的色彩,又有纯美学的因子;既以理学视域观照对象,又以主体心境同化对象;既有美学思想的阐发,又有审美形态的创造。他在宋代以至于整个中国美学史上富于代表性和典型性,具有崇高的地位。     

论朱熹的阅读思想

朱熹的阅读教育,是为了实现“明人伦”、“穷天理”的目的,以培养巩固封建统治所需的各种人才。朱熹提倡整体阅读与反复玩味的辩证观照等阅读方法,并将阅读看成直接影响个体的智、愚、贤、不肖,以及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因素。朱熹认为,阅读者只有兼备立志、勤苦、专注、虚心、勇猛五种品质,才有可能达到良好的阅读效果。朱熹的阅读思想和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朱熹的民本主义思想

南宋中期,官吏腐败,赋役苛重,农民起义。为了治国纠弊,朱熹主张推行民本主义,实行轻徭薄赋,赈救灾民,发展农业,严惩贪官。朱熹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推动社会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因他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其"仁"是"天理"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的,是为维护封建礼教即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故而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朱熹的理想人格思想论

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其说是建立了庞大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还不如说是发展了孔孟的心性之学,从而使中国哲学对人生问题的研究开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整理和发掘这一份思想遗产的理论意义在于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儒家的心性之学。其实践意义则能使我们在建构现时代道德的过程中获得些许启迪。为此,本文拟对朱熹理想人格思想作一初步的探     

论朱熹的社会教化思想

朱熹从建立德治政府的角度出发,主张推行社会教化当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正经界,让民众拥有一份土地,富而后教.社会教化应该涵盖社会各阶级阶层,在充分利用民间自我教化体系淳化风俗、整饬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必须肩负起调控的责任,从而构建起基于政治建设与社会改良的立体的社会教化系统.     

阿奎那与朱熹法律思想之比较研究

阿奎那与朱熹是中古时期东西方思想界的巨擘,阿奎那为教会经院哲学大师,朱熹为儒家理学之集大成者,两人的思想对后世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其二人法律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在中古时期,东西方法律道路的分野已更加明确,西方法律的宗教性与中国法律的伦理性特点已基本确立.     

论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是朱熹<家礼>与田愚<艮斋礼说>的核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思想的核心.朱熹<家礼>中的礼仪形式,也正是为贯彻和执行宗法制度服务的.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应该按<家礼>的标准来执行,做到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各守名分,进而统驭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使其全部纳入"天理"的轨道.田愚同朱子一样,不仅注重宗法制度,而且还有所发挥,"发前未发为多",即是在<家礼>的基础上有所充实和发展.     

论朱熹灾害诗中的荒政思想

虽然朱熹并不以诗为重,但其诗歌创作成就斐然,生前便以诗名世,在朱熹诗歌中,灾害诗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朱熹灾害诗创作对于南宋时期的水灾、旱灾、蝗灾、饥荒等灾害有着广泛的书写,深刻反映了南宋衰弊世道下灾祸连连的生存空间,再现了南宋时期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朱熹灾害诗中包含着其独特的荒政思想,视民如伤、赈惩并施、以民为本并用,且往往坚持爱民利民的立场,与当时官场作风形成鲜明对比。朱熹灾害诗中的荒政思想是与其理学家身份紧密联系的,对朱熹灾害诗的解读既可了解荒政思想的深厚内涵,亦可一窥其理学家身份之外丰富饱满的士人形象。     

论朱熹的"仁"学思想

朱熹“仁”学思想内涵超越了以往儒家传统的内容,是在继承、发展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他认为立意为善是仁的首要含义;“仁是爱之理”;“仁是心之德”;仁有层次性,等等,是仁的具体内容。他的仁学思想是终极目的和科学方法的和谐统一论,是人人立意为人人好,用实际行动为人人好,用科学的方法为人人好。     

朱熹晚年思想

晚年(60岁以后)朱熹以道心为道体,强调"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主张"此心虚明,万理具足,外面理会得者,即里面本来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达道耳"。可以认定,朱熹晚年走的是孟子心学的理路,思想的基本倾向是心学而非今人所谓"理学"。     

朱熹的土地改革思想

土地改革是贯穿中国历史中的一根红线.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开展了反映自己思想的土地改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而制民之产"和"改井田以革除旧弊"两个方面.     

朱熹的教育思想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书阁修撰和侍讲等职。为了培养人材,振兴宋室,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认真总结朱熹的教育思想,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对于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无疑是有裨益的。 一.以“明人伦”为本 在阶级社会,教育总是要为一定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我国东周以来,封建宗法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宗法思想逐步确立与巩固,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教育人们懂得这套宗法制度与观念,并用来约束自己的行动。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培养“治人”“食禄”的士大夫;同时“教化”老百姓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     

朱熹的民本思想

朱熹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作了理论性的阐释和发展。他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平易近民,为政之本”的民本思想。“爱民如子”、“取信于民”、“与民同乐”、“富民为本”等具体重民主张,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朱熹这一民本思想,对后来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和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朱熹关于美的本体论和生成论思想

朱熹是徽州理学美学的开山祖师,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探索美的本体和生成,形成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美学体系.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问题,朱熹从其理学的角度出发,成功地回答了“美何以存在”和“美如何存在”的命题,建立了自己的审美本体论和审美生成论的思想,完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从“道体论”向“体道论”的转变,这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论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有影响的法学思想家。一、他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论证了“法久必敝,法敝必变”的思想。“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形成主动;“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形成被动。二、他主张大力提倡民权,认为处今日生存竞争之世界,非籍民权无以保国权。三、他重视法理学之研究,认为“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他对法律起源的学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研究。四、他非常重视立法工作,主张立法要为“公”。立法权要由众人掌握,才能制定出“善法”来。不能孤立地制定某一种法律,而要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并要特别注意培养行法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