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农”问题的求解路径

“三农” 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在我国又是一个特殊性的问题。对于如何解决我国的“三农” 问题,目前争论较多。有人认为“三农”问题无解,有人认为“三农” 问题有解,甚至近期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即急解)。究竟“三农” 问题的解如何?文章认为“三农”问题有解,但是只能缓解,不能急解。     

杨时“空”论略探

“空”是佛学核心话语,考察杨时对“空”的认知与态度,他将空解为非实有、非断灭空,认为儒家形色即是天性”犹如佛家“色即是空”;认为佛家虽有体性之意,却摒弃人伦,“色空”不是儒家学说。因对佛学空”理解精深,在理学形成、发展的背景下,相较而言,杨时于佛学“空”论相对温和,但其仍以儒家“易”较佛空”精当,以儒为高佛在其下,持守宋代理学家一般路向。     

“悖理”“悖境”与“悖情”：道德悖论的情境理论解读

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理性领域出现的矛盾,表征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悖性事态。借助当代情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依据“语境”、“心境”及“事境”的不同而将道德悖论区分为“道德悖理”、“道德悖境”、“道德悖情”三种形式,并可通过对特定“语境”、“心境”及“事境”中的矛盾焦点的具体分析来探讨道德悖论的消解之道。     

民间童话中的恐怖叙事与伦理困境——以“格林童话”与“林兰童话”的对读为方法

民间童话在传递真善美的同时包孕着诸多恐怖元素，其恐怖叙事指向故事的深层结构，再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黑暗印记与集体心灵创伤。“格林童话”和“林兰童话”两种文本对于恐怖叙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中西不同视域下展现了“恐怖”之于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在家—离家”范式下的恐怖空间、表征文化他者的怪物形象以及非理性的暴力事件，共同构筑了隐匿在童话中的恐怖世界。从伦理环境、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三个层面，可以发掘民间童话恐怖话语下的多重伦理困境：一是成人设置禁忌而儿童打破禁忌；二是善以恶的形式战胜恶；三是恐怖的删改与否关涉着“民间性”与“儿童性”的悖反。恐怖叙事中的伦理困境直接指向童话故事的本质内涵，对于恐怖叙事的伦理学思考推动着儿童文学进一步开拓新的审美疆域。     

西方“自涉悖论”的大误区——“怪圈”之风不可长!

欧洲中世纪有论者认为强化说谎者悖论“本语句假”为无意义(无语义,不能赋值).19世纪的皮亚斯,前期也认为它无意义,后期才改变认为它为矛盾(自然是有意义,能赋值).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自我指涉'是无意义的!”但是维氏同时又肯定“矛盾有意义(价值)”,这是莫大的“概念混淆”.可是,经过20世纪百年奋力“解悖”的失败和失望,不少论者便反过头来,认为一些矛盾和自涉为有意义.更有甚者,认为自涉这个“怪圈”无处不在.我们认为“怪圈”之风不可长.“意义”(赋值)和“无意义”(非赋值)两派经过我们深层地理论分析,才显得“意义”派远较占优势.我们更指出,强化说谎者悖论犯了“复合命题”谬误.经过这一大番澄清与消解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出,以我国人的高度智慧应该避开西方“自涉悖论”的大误区,不要被西方牵着鼻子走.最后我们得郑重声明我们对西方有关论者绝无“不敬”之意,更何况谬误可能是在“我方”.     

“甫”“丈”“吏”“丘”释义补说

《汉语大字典》个别字释义不全面。本文对“一”部字如“甫”“丈”“吏”“丘”的释义进行补说。其中有的字义《大词典》也漏收,本文也做了交代。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探略

在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之际 ,我们党又决定将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到“两课”的教学内容之中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 ,需要学校党委领导予以高度重视 ,组织力量加强研究 ,充分利用“两课”主阵地、主渠道 ,积极有效地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暂时”与“临时”辨析

“暂时”和“临时”在语义和句法方面各有特点:语义上,“暂时”的情状具有可控性或者在非可控状态下可断定其会发生变化,而“临时”的情状只具有可控性;句法功能上,主要表现在对动词、名词的选择上。     

论技术的“真”、“善”、“美”

技术并非是抽象的、孤立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负荷科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化意涵;技术并非是自主的、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载价值,并且渗透着伦理。技术不仅具有物性,而且充满着人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物化。因此,技术不仅具有“真”、“善”、“美”,而且三者又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     

“实践”、“反思”与“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之省思

当前唯物史观的研究注重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而唯物史观的微观领域研究和现实解释力仍显滞后。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可概括为：“实践”、“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借鉴当代思想家布迪厄、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理论）的反思、探索,有助于更为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并探索有利于唯物史观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有教无类”的经解源流

“有教无类”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四字为一章,字义晦而不明,素称难解。自东汉至民国,解十七人,但语焉不祥,未及细考,没有定论。50年代以来,以冯友兰先生提出“教育不分阶级”的解译后,“有教无类”遂在为学界一争论热点,至今异解已有十种之多。笔认为,为解经义,需以唐儒古训为源。马融云：“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为依据。对于“教”字,以《孝经》：“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为准绳,“教”指“德教”、“孝教”,亦即“政教”;“类”字以《荀子·礼论》篇：“先祖,类之本也”为依托,“类”为“种族”、“族类”。“孝教”本为教化族类,扩而展之,族类亦含“异族”、“少数民族”。“有教无类”应为“教化不分族类”之类。     

“生产力决定论”并非马克思的独创性贡献

在诠释者们认定马克思是新的思想“开启者”时,总是夸大其对于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此种学术路径以马克思来审视其“前史”与“后史”,这就成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格义”方案。S．H．里格比以“反向格义”的方案,将马克思哲学研究植入人们并不熟悉的“芬格兰思想”中,通过“四个阶段理论”与对历史主体“人的能动性”、“历史进步观”解释马克思思想中的“生产力决定论”并非独创,并展示马克思理论创造有着深厚的“思想史背景”,从而使我们摆脱“唯生产力论”的机械理解,更好地把握历史辩证法的“主客体向度”。作为“反向格义”的思想史研究路径,急切地需要突破“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主旨和扩展其研究路径以及在规避“学术限度”中提升“实践智慧”。     

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解读诸葛亮艺术形象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写孔明遣马谡守街亭 ,从前因上说是理应而且只能如此 ,从后果上说是种失误 ,旨在颂孔明的严以律己引咎责躬 ,而非咎孔明的用非其人。仲达之抗击武侯 ,是以“谨慎”对“谨慎”,汉魏六朝的士大夫皆精通音乐 ,“武侯弹琴退仲达”,你弹我听 ,实乃一场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而“两智相遇 ,勇者胜”,所以“空城计”乃千古绝唱。由于“孔明挥泪斩马谡”一则写出了孔明之自责非伪 ,一则写出了马谡之坐法难宽 ,遂使孔明摆脱了以往来自史家的左右非议 ,将之塑造成为以“法”治国、以“仁”律己、外法而内儒的千古贤相。这三个故事合则为一 ,展示了诸葛亮的“谨慎”乃大智大勇大德的圆融 ,从而也就使之成为如同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 ,好谋而成者也”的典范     

“鲁迅”的“现在价值”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     

适应“入世”的新变化 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适应“入世”的新变化,加快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在对国外开放方面,天津应大力培育实施这一战略的主体,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培养国际化经营人才;同时,在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中也要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要站在发展区域经济、联合对外的战略高度,共同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企业联合;把天津与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放到关乎天津战略地位的高度,研究制定一整套相关的方案和措施;建立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引进风险投资,支撑科研开发。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的研究非常热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怎么”的来源;“什么”、“怎么”的语法结构;“什么”、“怎么”的语法意义及语法用法。     

“两个结合”: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

“两个结合”表明,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持续致力于传承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使这些“文化基因”走向大众化、时代化;另一方面,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吸收传统文化的精粹,并将其转变为标识自身特质的“政党基因”。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走向民族化辩证地统一在从“文化基因”到“政党基因”的转变过程中。在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执政为民、人民至上、取信于民、公平法治、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的优良传统与价值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此实现了现代转型,成为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与价值归属的源起,是党凝聚民族、改造社会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