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境界,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近年的灾害多发,迫切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灾后重建.本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民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非灾”经济发展扶贫模式理论研究

扶贫与彻底脱贫是“十三五”规划期的刚性要求,受到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如何实施扶贫是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过多种扶贫模式,包括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但各有利弊。本文受灾害地区重建模式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即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将贫困地区中的“短板”地区列为“非灾经济发展区”,并对这些地区参照灾害地区重建模式对其进行“非灾重建”,使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焕发生机,以期达到脱贫和精准扶贫的目的。本文以有关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实践佐证,通过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灾经济发展区非灾重建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对该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证,对实施这一模式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频繁灾害下的财政制度与政策选择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灾害．对我国政府和社会的紧急动员能力提出了挑战。在“多难”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如何在财政制度与政策上将灾害的响应机制和灾后重建工作制度化．保证更加有序和高效地应对灾害,是我国“兴邦”的关键所在。     

基层民主：灾后重建的重要保障机制——以都江堰市为考察对象

灾后重建是一项具体、细致的现实任务,也是艰巨、繁重的历史进程.在灾后重建进程中,我国党和政府始终以基层民主为保障,充分尊重受灾群众的民主权利,激发他们参与重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于取得灾后重建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极重灾县(市)都江堰为例,分三部分展开讨论:基层民主在保障灾后重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基层民主保障灾后重建的实践考察、以基层民主为保障进一步推动灾后重建和科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国外灾后教育重建经验：综述与启示

震后教育重建是灾后重建的重要任务之一,如何持续、深入地推进重建工作是灾区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以及援建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外如美、日以及印尼的灾后教育重建已形成了比较先进的理念和成熟的经验,对我国的教育重建具有重要启示。结合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灾后教育重建经验,有利于形成灾后教育重建的正确思路和科学规划。     

对比与启示:灾难事件背景下住房重建协同治理管理研究

灾难事件对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对灾难事件的管理就构成了现代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不同、管理方式不同,因而在灾害管理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以灾后住房重建为例,美国形成了由政府救援、社会支持和灾民自救三部分组成的住房重建体系,即“多元参与”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灾民自救.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城乡联建模式,政府承担灾后重建的主要责任,即“高效整合”模式.从实践效果看,美国模式存在救助力量单薄、程序繁琐、法律缺陷多等弊端,未能充分保障灾民的权利.中国模式由于政治动员有力、制度回应迅速、执行任务到位,表现出较高的绩效水平.在今后的灾后住房重建中,要深化社区参与的指导思想、构建有效的社区协同组织载体、提供社区协同的制度供给,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完善我国灾后住房重建体系.     

汶川地震灾区城镇住房重建的思考与对策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应在尽量完善过渡性居住区生活设施配套与环境改善的同时,加快地震灾区城镇住房重建步伐。为此,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做好灾区城镇住房重建的各项前期工作,重建与灾区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匹配衔接的住房供应体系,并防止以灾后解决城镇居民住房为由产生的违规违法行为。     

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框架及其因应策略

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社会工作无论在理论范畴还是在实务领域都已进入比较成熟的状态,被广泛实施于灾后恢复重建,然而中国大陆对专业社会工作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关系尚未有效理顺。随着中国灾害的常态化,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介入。论文从灾后恢复重建的主体、灾区人口需求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介入中国灾后恢复重建的空间,建构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服务框架,并从社会工作角色新的塑造、介入的基础与目标、介入的策略等视角探索中国社会工作介入灾后恢复重建的路径。     

多元共治：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及其实践效益

明代是古代中国灾害治理的成熟期,治灾理念日愈革新,治灾机制日渐完善,治灾能力日益提升,治灾主体日趋多元,并形成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社会化、集体性官民协同治灾模式。灾前备灾时,明廷从政策层面督劝民众种植桑枣,修水利,建设仓储,以实现“长远性”减灾效益。灾中救灾时,明廷从应急层面调配社会资源,劝励民众以捕蝗、代赈等方式参与救灾,以实现“安全性”救灾效益。灾后重建时,明廷从规划层面组织民众复籍复业,重振重建,并通过反思灾中赈救的利弊得失,进一步强化治灾举措,以实现“持续性”灾后重建效益。明代官民协同治灾模式是官方自主、社会自治和民众自救等治灾机制彼此互动的结果,也是官主民辅、官退民进和官民协同等治灾路径综合联动的表现,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明代多元主体“共治”灾害的独特历史格局。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非工程性问题

在汶川震后的重建家园过程中,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灾后重建策略,尊重自然规律,切不可在未全面把握致灾机理的情况下,一味追求重建的高速度及政绩工程.尤其应当高度关注灾后重建中的非工程性问题.即可持续发展的救灾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重建及国民安全教育等."灾后重建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的发展有赖于新观念的启发,其学科体系至少涉及城乡规划、社会学、灾害学、现代生态恢复理论等内容,从文化重建的角度看.也涉及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诸学科.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加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一个与少数民族地区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我国现有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完善.金融支持组织机构体系发育滞后,缺乏健全的多元化的金融支持组织结构体系;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立法和法制建设滞后,法律体系不健全;金融创新受限,面向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得不到发展.要加快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采取措施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包括金融组织体系、信用担保体系、金融法律体系以及金融创新体系.     

新中国初期基层政府灾害应对机制研究——以1959年登陆福建台风灾害为例

1959年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福建台风较为严重的一年,如何应对灾害是对新中国政府执政能力和应对水准的一次严峻考验。基层政府对灾害的应对机制发生了明显变化,应对机制的成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动员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灾后重建机制,对其进行考察,可为现阶段我国灾害应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中小企业灾后救援：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

中小企业是产业发展和社区稳定的基石,也是灾后经济社会复苏的增长极。此次新冠疫情对中国中小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以及长短期的影响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参考美国和日本支援中小企业应对灾害的典型做法,可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企业灾后救援与复苏方案提供借鉴。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根本在于以自救对抗自身的脆弱性和提高企业韧性,并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加速自身转型。当然,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灾害救援的顶层设计以及中小企业援助的长效机制,以更加精准的产业政策、高度协同的区域政策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小企业灾后援助和复苏的中国方案,密织中小企业应对灾害等外部冲击的“安全网”,帮助中小企业增强应对外界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与创新发展能力。     

土壤污染灾害的致灾性三论——以“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失效为视角

土壤污染灾害的危害在于隐蔽性和滞后性、累积性和地域性、不可逆转性、难治理性、治理成本高和周期长,其酿灾潜势是非直观的.我国2000万公顷耕地受重金属和有机物的复合型污染,可划为微度、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等五级.土壤污染灾害存在着三方面:土壤污染的人为致灾性与个体致灾性,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土壤污染灾害公共政策致灾性,地方立法建立土壤污染灾害控制机制的不力性.人的治灾性是遏制土壤污染灾害的重要力量,土壤污染灾害的防控制度与机制创新,是立法者应有的立法良知之所在.     

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研究

构建健全完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西部地区金融支持体系,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相对落后,金融支持体系不完善,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和政策创新,才能进一步强化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力度。     

根治当代灾疫的社会学思考（上）

当代灾疫,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全球生态化的社会学重建。这一重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重建灾疫防治的伦理认知体系：首先引导社会重新认识人性和再造人性,为重建当代灾疫防治伦理认知体系奠定基石。在此基础上,一是构建以生命中心论、整体生态观和生态逻辑优先观为基本内容的灾疫防治伦理认知论;二是创建灾疫防治伦理方法论,主要包括灾疫...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社会资本问题

本文基于川、陕、甘三省灾后贫困村的质性调查资料,揭示了以关系网络、互惠合作和政治信任为内容的社会资本在村庄灾后重建中的表现及问题.本文发现,社会资本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与功效在所有村庄均同时体现出增进与损害的双重特性--尽管在不同村庄中的表现形式和作用程度具有一定差异.总体而言,作为一种非正式支持,社会资本在形成互助网络、促进互惠行为、改善村庄社会治安、提高村庄整合度等方面起到了明显的正面作用,是国家正式制度支持的有效补充;同时,社会资本产生的负面功效也展露明显,如排斥非群体成员合法的社会权利、损害村庄干群关系、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度,等等.本文最后阐述了社会资本之于贫困村灾后重建的意义,探讨了走出贫困村社会资本困境的途径.     

论经济法在恢复和振兴灾区经济中的功能

恢复和振兴灾区经济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法在应对恢复和振兴灾区经济这种非常规性问题上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恢复和振兴灾区经济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恢复和振兴规划;制定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合理实施税收优惠,利用税收政策激励投资;合理分担损失,促进金融竞争与创新、公平分享金融资源,从而实现财政法、税法和金融法等经济法在恢复和振兴灾区经济中的功能。     

风险社会灾疫后重建的社会伦理思考

灾疫一旦发生,就面临重建。灾疫后重建,涉及物理和精神两个领域,因而其重建必要接受符合全球生态化的和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要求的伦理引导与规训。具体论之,当代灾疫后重建应接受"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之伦理理念指导,以灾疫民人人安居乐业为现实生活目标,以灾疫区生境化并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为社会发展目标。基此双重要求,当代灾疫后重建必须遵循民权原则、生生原则和协调原则,将重建环境生境和家园精神体系作为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面引导灾疫民学会感恩,学会敬畏,学会善待一切和珍视一切。前者是灾疫后重建的首要社会方法,后者是灾疫后重建的基本社会方法。     

贫困村灾后重建中的扶贫开发模式——“整村推进”与“单项突破”的村庄比较

甘肃三个在汶川地震中都受灾的贫困村,在灾后重建中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扶贫开发模式,在重建的效果上呈现出了巨大的差异.采取"整村推进"模式的两个村庄在住房重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重建和心理文化重建等各方面都全面领先于采取"单项突破"模式的第三个村庄.本文分析表明,整村推进模式是引领灾后重建和扶贫开发的有效模式,其有效性和优越性是通过一系列的机制创新而实现的,整村推进模式的机制创新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增权和参与模式的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整村推进模式是今后灾后实践和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