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

（一）宋人“平淡”诗况是与梅尧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梅尧臣“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①的诗句是宋人“平淡”诗观中的经典表述。关于梅尧臣“平淡”诗风的主张和实践应从其与“西昆体”为代表的宋初诗风的比较中去把握。来人有一段关于梅尧臣诗歌地位的精辟之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②这“古淡”是梅尧臣自己的主张，欧阳修有诗载：“子（梅尧臣）言古淡有其味，大羹岂须调以养。”③“方谈”也是其他诗人～致推尊的境界。如欧阳修认为“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④苏舜…     

豪气少年事风骨晚年功——论北宋中期诗风转型中欧阳修的创作思想

北宋诗风明显转型,当是在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之时;北宋中期诗风基本完成转型,应该断在嘉五年(1060)梅尧臣去世之时。欧阳修直接领导北宋中期诗歌革新,当他和王安石、曾巩、苏轼等成为北宋诗坛主流时,北宋中期诗风就从粗砺的纵横自由的李白式诗风,通过儒家学术思想代表韩愈为媒介,向理性的宋诗转型。     

欧梅唱和与宋诗革新

北宋仁宗时期的宋诗革新,是伴随着改革复兴的政治气候而出现的与古文复古互为表里的一次诗歌革新思潮.这次诗歌革新一方面得力于仁宗政治复兴的时代氛围和新兴士人阶层勃兴崛起的文人群体意识,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主要诗人欧梅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摇旗呐喊.梅尧臣在其中的重要影响,不仅体现在他诗歌创作实绩上,更体现在他与欧阳修诗文唱和交往中的共同作用和互动影响上.无论诗学观念、审美理想,还是对社会群体的感召力,欧梅唱和都起了关键性作用.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从北宋词坛的两次革新看黄庭坚词的失与得

<正> 北宋中叶,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在散文、诗、词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在散文方面,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六大家共同努力,扫除了绮靡晦涩的文风,开创了散文创作健康发展的大好局面。在诗歌领域,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高举反西昆体的旗帜,为宋诗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词的创作也有了令人一新耳目的变化,特别是柳永、苏轼对词风的两次大胆革新,使词作为     

论王禹偁的七律诗风及诗学史意义

王禹偁为宋初宗白诗风中七律创作最多且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基本以应酬为主,但走出了宋初的台阁之风,颇得江山之助,对于北宋七律题材颇有开拓之功。其七律语言直率,多议论,章法顺畅流走,不太讲究结构布局,明显偏于白居易七律风格,又具有杜诗沉郁含蓄和晚唐清丽工整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整合性诗风。这种诗风已含有宋诗渐变的因素,以议论为诗、重理性、以文为诗、重叙述铺排的特征都已逐露端倪。其诗文理论与实践对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论欧梅唱和诗的创作动机

"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和相互学习、相互追慕的崇拜心理,决定了欧阳修与梅尧臣唱和诗在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上创新求奇的创作动机。欧梅唱和双方的互动效应和运行机制成为宋诗新质生成的重要内驱力,导引着宋诗向重议论、讲才学、散文化的方向发展。     

后昆体七律的内容拓展与时代特征

结合诸家研究成果,并根据北宋前中期诗人七律的创作实际,可以将夏竦、晏殊、宋庠、宋祁、胡宿、文彦博、赵、王等归为后昆体诗人。他们的创作期介于西昆体与诗文革新之间,正值北宋诗风的变化期。可惜由于宋诗全集出现较晚,后昆体一直未受学界重视。七律是西昆体的主要诗体,在这一诗体上,后昆体诗人有延续有创变,尤其是在内容取向上的继承与革新体现得尤为明显。后昆体内容的变化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西昆体遭禁后,士人对诗风的及时调整与对皇权的迎合。     

宋代文学首次学术讨论概述

1985年9月,在成都召开了全国宋代文学首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比较集中在宋诗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展开争鸣:一、宋诗的分期问题有三种意见,仿唐诗体例分为四期;按风格流派分为十一派;按历史顺序分为六期。二、宋诗的特点与评价:宋诗约为唐诗的三倍或四倍。历来绌宋诗者甚多。但这是一种偏见。宋诗自具有其特色,可以看作与“唐音”相对待的“宋调”。至于谁最能代表宋诗艺术特色的问题,则有三种意见:江西诗派;苏轼和黄庭坚;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能共同体现宋诗特色。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评价:对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有的持肯定意见,但     

论欧梅诗派的诗歌风貌

欧梅诗派是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为主要成员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长期的诗文唱和中他们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诗歌风貌:创作题材上取材广而命意新、创作风格上追求宋调风味、创作技巧上追求"状难写之景"和"意新语工"、创作方法上转益多师和博采众长.这些共同的创作特点开创了宋诗的主体风格,奠定了他们的诗歌史地位.     

梅氏悼亡诗的平淡邃美及其伦理文化意义

梅尧臣悼亡诗倍受选家重视,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丧妻之痛、对亡妻的由衷赞美和绵绵思念;选材大都取自日常生活,于平凡中见真情.通过对悼亡诗的讨论,可深刻认识梅诗平淡深邃特色,亦有助于洞悉生活化、家庭化的宋代文化.     

说“春归”

欧阳修的《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是颇为人们称道的一首好诗。《宋诗一百首》也选了它,可谓知诗之选。但笔者对该诗首句“春归”的理解,与《宋诗一百首》的注释颇有些异同之论,因以献芹,以祈斧正。 原诗是:     

关于“陆游为梅尧臣饯行”及其他

某大学学报复刊后的第一期中,载有《论梅尧臣的诗》一文,开头就说,梅尧臣的生卒年是1002—1060;下文说,“庆历元年(1041),尧臣奉命赴湖州盐税任,欧阳修、陆游二人为他饯行”。所谈事实有误。在这篇文章的第二节中还曾说过,陆游是“南宋初年诗人之中成就最大的”。陆游生于宣和七年(1125),上距庆历元年有八十五年;就算是“南宋初年”的第一年建炎元年(1127)吧,那时陆游才三岁,上距梅尧臣的卒年已六十七年,离欧阳修的卒年熙宁五年(1072)也已五十九年,陆游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跟上欧阳修一起去为梅氏送行的。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对诗风的启引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活动,在组织者、规模、频次等方面,均具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此种较为密集的文学活动对西晋诗风的形成有一整体上的启引:雅集带动西晋诗歌创作数量的提升,且对诗歌的文化特征有着潜在的影响;雅集活动直接促进了诗文品评,引导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渐趋一致,逐渐确立起西晋诗歌的审美规范;雅集活动还促进了诗文的传播,动态性深化了西晋诗人对诗歌的审美认知,进而推动诗风的形成。这些环节相互交织、回环往复,从整体上有效地启引了西晋的诗风。     

论宋诗的宗派意识

在中国诗史上,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基于宗派意识,促使不同类型的文人形成各自的群体乃至流派。从诗歌体派发展看,宋诗体派既表现出对唐诗体派的继承,更多有对唐诗体派的变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体派聚合的自觉性,更多地接近了现代文学流派的性质。正是自觉的宗派意识,促使宋诗各体派形成明确的疆域,各派别的争疆别垒,不仅强化了宋诗革新创变的本质特征,而且以一种独特的范式开启了延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     

陈师道诗学理论研究

与同时代诗人相比,陈师道诗歌别成一家,这与其推崇的诗学理论密不可分。陈师道的诗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重内轻外的创作灵感触发;学赡用变的诗歌创作手法;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以及反奇主真的美学追求,由此形成"后山体"独特的艺术个性,并对宋诗风貌形成有贡献。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     

论宋诗的历史地位

凡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人,提起唐诗,那是众口一辞,誉为中国诗史上的高峰;一提到宋诗,却聚讼纷纭,毁誉不一。贬宋诗者把它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谓“终宋之世无诗”(陈子龙《陈忠裕集》)褒之者有的则把恰恰是宋诗的缺点也加以赞赏,奉为圭臬。建国以来,诸家评论兼顾内容形式两方面,肯定了宋诗的历史地位。但自从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之后,由于信中谈到“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一些文学论著涉及宋诗时,大多不是裹足不前,就是绕道而行,或者只谈宋诗不懂形象思维而不及其它。这就会使人产生宋诗除了“味同嚼蜡”之外再无长处的误解。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评论本是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方面着眼的,并没有对宋诗给以全面否定的意思。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对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文道观的变化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从柳开、穆修、石介揭开序幕,中经梅尧臣、苏舜钦的鼓吹,直至欧阳修、苏轼完成,前后历经百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期间,虽然代表人物不同,但在进击西昆派,倡导新的诗文理论的过程中,无一不是从文与道的关系入手立论的.     

破江西派藩篱 创诚斋体趣味——杨万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

杨万里的诗学理论,表现在:以通变的辩证态度对待遗产,以大自然为诗本,追求有趣有味的艺术个性,崇尚新奇独创、标举“活法”为诗四个方面。这些对“江西”诗的突破,使他成为开一代诗风的重要诗家,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也正是在他诗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中前进的。构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