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中的工作性

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     

宇宙情怀的衍生——“知人论世”谈金批《西厢记》序文

金圣叹一生致力于文才以追求功名。而时局的变迁,使他追求功名的方式发生了从“科举”到“立言”的变化。这一变化则促成金圣叹在承上启下、沟通文史的过程中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宇宙情怀。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     

“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汉末“奇士”臧洪刍议

臧洪是东汉末年的“海内奇士”，在“缔谋伐董”的活动中，曾扮演了“为天下倡先”的重要角色，对维持东汉政权的苟延、促使董卓政权的覆灭以及延缓军阀割据混战局面的形成，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他“个体自觉”的意识和“气节”，在“群体自觉”向一己天地回归的际遇中，是令人称道的。     

反叛中的因袭——尼采重估一切中的疏漏

尼采的哲学思想一方面因其“彻底反叛性”而具有相当的震撼力与破坏力,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流露陈腐之气:他宣告“上帝死了”,但从其言说中却仍见上帝的天足穿行在他的思想中;他声称“重估一切”,却无意中传承了男尊女卑的性别优劣观。     

从“小把戏”到“大结构”--论莫言小说叙事艺术的转向

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莫言的创作充满变数。30余年来,他小说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从“玩小把戏”到“玩大结构”的转向。莫言曾经热衷于形式实验,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把戏”宣告了自己创作的先锋性和现代性,但随着对形式实验的反思,莫言之后的创作自觉地向民间回归,向古典小说致敬,他以“玩大结构”的决然态度宣告了自己创作的本土性和传统性。但在从“小把戏”向“大结构”的转向中,人们不难发现他小说中的“大结构”包含很多“小把戏”,可以说,莫言在向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作品的先锋性。     

平凡中见诗意——析阿成小说的文学视角

阿成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总是坚持自己特有的文学视角,在自己的文学天地中不断耕耘着。“平民意识”、小说情节的淡化和生活化是他的自觉追求。同时,他在自己创作中尤为注重“诗意”的构建,寻求灵魂的栖息地,找寻人生的支撑点。     

跨文化身份意识与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路径

对文论本土化问题的辨析,要厘清讨论该问题时容易陷入的理论误区,找到进入本土化问题的有效切入点。跨文化身份意识既是解决文论本土化问题的核心,又是总结当代文论本土化经验的前提。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中西文论的“关系体”中,当代文论本土化经历了身份意识的萌芽、觉醒与自觉三个阶段。自觉地建立跨文化的文化身份意识,立足当代文论的“现实性”与“当代性”,是重构当代文论的理论话语和文论身份、重建当代文论本土化的路径。     

幻想的法则——古代神话艺术谈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对此,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段话的要点是:1、神话的本质:一种“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即客观现实的反应;2、神话的特征:它不是按事物的本来面貌反应客观现实,而是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把客观现实曲折地表现出来,而这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是幻想的产物。     

废墟上崛起的自由斗士——论海因里希·伯尔

海因里希·伯尔,作为战后德国“废墟文学”的代表作家,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贯穿着“废墟文学”强烈的自觉意识。他早期作品往往把人的个性自由与战前法西斯主义、战后极权主义对立起来,以警惕德国再次被化为“废墟”,而这一主题竟成了他中后期作品的一贯基调。伯尔作品系列的“互生性”表述手法更是将这种主题在现得恰到好处。     

费孝通与“和而不同”文化观

费孝通先生晚年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他认为,要做到文化自觉,一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二是在处理不同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时要树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辩证理念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理论的要义和精义之所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哲学根据和理论基础。     

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比较思想评析

唐君毅先生强调研究文化问题不能只从已经完成和实现的结果去看,而应切入文化现象的精神根源。由此对中西文化精神进行比较,他提出了“道德艺术精神”与“科学宗教精神”、“自觉地求实现”与“自觉地求表现”、“圆而神”与“方以智”的几种差异说。在第三代新儒家手上这又进一步演绎为“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对举     

胡宏"致知"和"自反"的道德修养论

胡宏“致知”和“自反”的道德修养论是他伦理思想的实施系统。“致知”意在说明道德人格不能自发形成,有赖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和提高,“自反”意在说明人的道德品性必须经过自觉的磨练,在道德矛盾运动中经受考验。     

论辛弃疾的婉约词

辛弃疾既是个矢志抗金报国的铮铮英雄,又是个精神生活非常丰富的“极有性情”的词人。他的报国理想在主战派被压、投降派占上风的现实情况下,逐渐走向了幻灭。在这个幻灭的过程中,他痛苦地目睹赵宋王朝无可挽回的衰败下去而不能自已,致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对恢复事业的讴歌、报国豪情壮志的抒发,转向对人生悲欢离合的喟叹;从对驰骋关山的向往转而     

屈大均诗歌的审美特征及文化观照

屈大均多元化人格思想形成了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又因为他在创作上的自觉追求,诗歌具鲜明的审美特征:蕴藉深厚,寄托深远;奇幻万千,纵横恣肆;以俗为雅,自然浑成。屈大均诗歌充满“雄直气”。“雄直气”在于诗人强旺刚健的生命精神,体现在他对生命意志的自觉磨砺,对自我人格的顽强坚持上;“雄直气”也来自于诗人充沛的感情,体现在他人格的真率上。     

简论顾祖钊先生诗学体系的创构

顾祖钊的诗学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审美化语境下中国诗学意识自觉的一项创获,以三维整体观取代二元平面逻辑为中国现代诗学传统增添了新质。他的体系之基本要素是“艺术至境论”、“三元观念论”、“引进-超越论”,在“以中融西”的过程中“以中正西”,从而保存华夏诗学的文化同一性与独特个性。     

“助人为乐”的德性论阐释：以雷锋精神为例

助人为乐是雷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性论的阐释视域中,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展现出深刻的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它崇尚助人之“乐”,在德性完善中实现精神愉悦;在“乐”于助人的行为实践中,彰显自觉自主的道德精神境界;在助人“乐”己的人生信条中,绽放“人我舍一”的“他者”情怀。     

“霸悍”与“现代”——略谈潘天寿先生的艺术风格

潘天寿先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理论家 ,借古开今的一代巨匠 ,他于传统中取精用宏 ,坚持“走极端”,坚持“强骨”“静气”,坚持“距离论”和“双峰论”,形成“霸悍”的艺术风骨和恢宏的民族气魄。他自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使他的人格和艺术境界越发显现出现代感和世界性。潘天寿先生作为传统中国绘画的优秀继承者和优秀超越者 ,他的艺术成就是跨越时代的 ,既属于过去 ,又属于未来。     

论奕訢的外交思想

奕对近代外交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实绩 ,但他的意识却未能突破古代“夷夏大防” ,以及在“战抚”之间、“臣夷”与“羁縻”之间选择的思想体系。他的行为与思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不自觉的开创者。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

自我实现预言广泛存在于个体和社会领域,在族群和民族现象中的影响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民族研究要有高度的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以顾颉刚为例,他对个体、社会、历史层面的自我实现预言有深刻的认识,对民族现象中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古史辨”的民族话语、方法和立场,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