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购买预算的基本形式

宋朝的政府购买预算主要有三种形式 :“年额”购买即年度定额的购买计划 ,“泛抛收买”即经常性下达的采购指令 ,“非泛抛买”即不经常、临时性安排的购买任务。其中 ,以“年额”购买和“泛抛收买”为基本常态 ,这反映出宋朝力求将政府购买活动尽可能纳入经常性预算管理的制度取向。南宋时期 ,“非泛抛买”大增 ,且随意性、盲目性愈益严重 ,导致政府购买制度弊窦丛生     

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

所谓政府购买，是政府为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以实施统治或提供公共服务，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货物或劳务的行为。购买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政府消费物资的供应方式之一，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制度。主要有设立了一些职司购买的决策执行机构，确立了购买的预算计划制度，建立了价格反馈系统，采取了多种付款方式，实行了招标承包的买扑制等。     

宋朝政府购买中的承包制

在法律规定层面上,承包制是宋朝政府购买领域两个合法的交易方式之一。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承包制大规模始自王安石变法时期,延及南宋,在若干物品的采购中实施。与其他领域的承包制相比,政府购买领域的承包制表现出一系列特点,在称谓、出现背景、承包者身份、承包办法、承包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具有自愿性和竞争性的承包制,对于消除强制性征购之弊、提高政府购买资金的使用效率,有一定积极意义,是宋朝政府购买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但在实际执行中,真正获益者并非普通百姓,而多数是官吏以及与官吏相勾结的商人。南宋时甚至出现了官吏与承包商相勾结盘剥百姓的弊端。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预算的效率原则与约束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项行动。文章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范畴、预算原则、机制约束和规范约束作出了方向性的讨论和设计,提出要把服务成本和管理成本均列入预算范畴,并且需要节省成本激励和公开竞投两种机制以及服务质量和组织管理两种规范作为约束手段,来保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预算效率、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     

宋朝置场收购的法规与执行

宋朝政府购买体系中的置场收购,在法律层面上和实际执行层面上都是最常规最基本的购买办法。宋人通常把置场收购视为比较公平合理的交易方式,且往往将之作为制止强制性征购的一种手段。置场收购的给价之所以较为优惠,与宋政府优价惠民、避免谷贱伤农的政治需要和经济政策有一定关系,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这种交易方式面临的制度状况和市场环境。虽然置场收购一定程度上能做到自愿买卖,但它自身仍然存在强买强卖问题。说明在官民双方交易主体严重不平等的情况下,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买卖、公平交易,尽管法律条文有着严密且严格的规定。     

论宋朝政府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宋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显得十分突出,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奠定了宋在中国经济史中的特殊地位。一在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市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由于长时间安定的社会环境,也由于宋朝政府所作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努力,使得宋代的商品贸易活动十分发达,城市市场和农村市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以前,城市布局严格按照坊市制度,商贾百工均聚居在专门的贸易区,即东西二市。到五代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和店铺的繁盛,从前的坊市制度难以维持,作为宋的都城汴京,在后周显德年间,已是“…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机制研究

目前,虽然我国对如何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监督机制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依据不统一、机制不健全、被监督对象缺位、监督能力不强和对开展监督必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因此,建立完整、有效、能够自行运转且覆盖一切监督对象和监督内容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预防和纠正政府购买活动中出现的问题,是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价值的当务之急。     

略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机制

选择适格的承接主体、规范的承接程序和科学的承接方式是承接机制的制度使然。不同的国家基于国情的不同对此有着不同的规定。我国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主要是探索性的,但是其承接主体范围小、程序不规范和承接方式不科学等问题却严重阻滞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因此,科学设置承接主体准入条件、完备选择程序、选择科学的承接方式以及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等是优化和构建承接机制的重要内容。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政府购买服务研究

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回归市场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而政府购买活动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政府治理理论是随着公共管理领域实践的变革逐渐兴起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反映的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走向,主要涉及公共领域的治理问题,特别是政府与各社会组织的关系问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关系,推动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质上有效地转变了政府职能,使治理理论得以落实,治理主体多元化得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以理顺。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变迁

比起唐朝五代 ,宋朝逃田产权制度变迁的特点 ,一是更加法制化 ,制定了“逃田法”、“远年无案籍逃田法”、逃田“请佃法”之类的专项法规 ;经常以诏敕的形式对这些“常法”作临时调整 ;官府在处理逃田产权时 ,更加注重以法律文书或者官府文书为据。二是制度更加细化 ,对逃亡原因不同的逃户的土地所有权的保留期限、复业后的收益权等作出不同规定。三是制定和调整政策时的财政考虑更加突出 ,更多地采用田赋减免措施 ,调整逃田收益权在官民之间的分配。四是南宋进一步加强对“请射”或“权佃”逃田者的权益保护。同时 ,中央对地方政府实施逃田产权制度的职责规定更加明确。但是 ,受地方官员考课制度的影响 ,加上南宋以来财政困难加剧 ,地方官员上供财赋的压力增大 ,地方政府在处理逃田产权中存在着申逃不实和非法赋敛等诸多弊端 ,大大削弱了逃田产权制度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激励作用     

宋人笔记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宋史·选举志》、《宋会要·选举》和《文献通考·选举考》等是研究宋代科举制度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由于体例和其他一些原因,上述诸书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使我们无法窥探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本文在分析上述诸书不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宋人笔记中有关科举史料对宋代科举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试论宋代制糖业的发展

在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有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这就是制糖业的发展。其发展主要表现在:甘蔗种植地域的扩大,甘蔗品种的增多,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关系的改善,商品流通的扩大。     

宋诗中的盐业生产

宋代的盐业生产技术发达,产盐地域广泛,盐业经济呈系统化、规模化发展,虽然宋代流传下来有关盐业生产的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但前人对传统史料的挖掘已经较为深入,开发新史料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宋代诗歌作品数量庞杂且流传较多,其中部分诗歌不仅有诗人对于国计民生的忧虑,还有对下层社会群众的关注。试从宋代诗歌记载较多的宋代盐业生产技术、盐业生产体制以及盐民生活三方面入手,运用＂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历史研究新途径,力图展示宋代盐业生产的发展态势。     

宋代军需供应的商品化

在古代,以粮草为主的军需品供应状况通常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宋代以前,军需供应与传统农业紧密结合。入宋以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军事技术的进步、军制的变化以及战事的频繁等一系列因素,致使军需供应脱离了与传统农业的密切联系,转而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出现了军需供应的商品化现象。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宋代的童子举

童子举起源于汉代从童子中选拔人材的制度 ,唐代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宋代童子举虽几次停罢 ,但多数时间都得到实行 ,且在南宋中期较为制度化。童子举的选拔程序为州郡推荐、国子监初试、中书省复试、皇帝亲试。考试内容以背诵儒经为主 ,兼及诗赋等。正式录取为授官、赐出身 ,另有免解、赏赐绢帛等奖励办法。宋代在校学生、女子、宗室外戚中也实施了童子举。宋代童子举对当时文化发展、人材选拔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过于偏重死记硬背和脱离社会实际 ,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宋代童子举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了解其经验教训对今人的智力早期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论宋代的流动人口问题

由于宋代赋役沉重、土地兼并、“贱农而贵末”的倾向和人口增多等因素,产生了大量破产失业农民。他们组成的流动大军“轻乡危家,远出千里”,在流浪中寻找生机。他们的出路主要有应募参军,应募服役,从事手工业,经商或进入城市,出家为僧,最后一条绝路是沦为盗贼。宋代被排斥出土地的劳动者比唐代多,相应的是出路和机会也比唐代多。由此部分改变了社会结构,传统的士、农、工、商范围进一步被冲破,社会结构趋于多样化,同时促进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也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宋代社会因为流动而不郁积祸患,所以虽小乱不断,而未能酿成大乱,整体社会局势相对稳定。     

"礼""俗"之际--宋代丧葬礼俗及其特征

自古以来,丧礼就是中国最为隆重的礼仪之一,宋代也不例外.就现存资料来看,宋代士大夫阶层提倡实施规范的丧葬礼节,并为此不懈努力,他们不仅继承总结先秦以来儒家的丧葬制度与理念,而且也依据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加以改进完善,进而形成为一套较为系统的"礼法".这些礼仪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有些甚至成为朝廷颁布的政策或法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礼法"未必完全符合两宋社会现实,因而民间丧葬之"俗"便成为庶民百姓约定俗成的惯例.二者之间存在矛盾,却也相互协调,进而共生共存,这是宋代丧葬民俗的总体特征.     

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构筑起比较完备的法律发布、接收和告示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并将法律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在法律制定方面,宋政府广泛征集意见,集思广益,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宋法律制定后,统一由进奏院递送传达,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公布于众。宋在大赦诏书的颁布、大赦仪式,法律的接收登录和编集保管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使法律信息畅通无阻。这对于完善宋代法制,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无疑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