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法家爱国,儒家卖国”

“法家爱国,儒家卖国”论,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另搞一套而炮制出来的。它是“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谬论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其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理论上是极其荒谬的,是对马克思列宁     

剥掉罗思鼎“史学权威”的画皮——驳斥《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的胡说八道

经过揭发,大家都已周知,罗思鼎的《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一文,是在接受了阶级异已分子、文痞姚文元下达的一道密令之后炮制出来的。姚文元的密令是:“关于王安石变法,请再组织一篇讲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异族侵略”,“法家爱国,儒家卖国。宋亡于地主阶级中尊孔派”。而在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出笼之后,却又被姚文元搁置了三四个月,才又和另一篇由罗思鼎捉刀代笔,借风庆轮远航事而大骂现代的“满脑子崇洋迷外”、“投降卖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黑文,以及同是出于这伙黑帮之手而署名池恒和宫效闻的两篇黑文,一并在同一期《红旗》上刊出,妄图借此而杜撰出一个从古到今,凡儒家皆卖国的所谓规律。当他们实在在北宋以前的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典型的卖国主义的儒家时,就把一顶儒     

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两千多年儒法斗争的历史中,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常常是同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家爱国,儒家卖国,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北宋时期的杰出法家王安石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历来那些反对和攻击王安石的人,从司马光到林彪无一不是卖国投降的无耻之徒。认真研究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林彪一类骗子叛党叛国的反革命罪行,是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课题。     

林彪的“克己复礼”与投降卖国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扯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破旗,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投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卖国活动。狠批“克己复礼”,彻底清算林彪投降卖国的罪行,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批判“四人帮”虚构“儒法斗争史”的罪行

“四人帮”为了宣扬“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大搞影射史学,贩卖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虚构出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疯狂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的反动逻辑是:历史是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斗争史就是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儒家都是复辟派,法家都是反复辟派,以此影射攻击     

“以礼治军”与林彪的卖国投降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乞助于孔老二的亡灵,在政治上搞“克己复礼”,在军事上搞“以礼治军”。这条“以礼治军”的反动军事路线,实质上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的路线。当前,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考察历代“以礼治军”与卖国投降的历史事实,揭露其卖国投降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对于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动军事路线的极右实质,是有一定帮助的。     

“法家爱人民”的谎言掩盖不了严酷的历史真实

自称“现代法家”的“四人帮”鼓吹“法家爱人民”,用儒法斗争抹煞阶级矛盾,贩卖反动的阶级调和论,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江青叫嚷:“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迫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她甚至说:“法家中无农民,农民不识字,可以有他们的代言人嘛,是否法家即其代言人”,竟把地主阶级的法家说成是农民阶级的代言人。“法家爱人民”论是孔孟之徒“仁者爱人”说的翻版。“四人帮”贩卖这一谬论,     

“权”观念与帝制中国“大义灭亲”案件的处置

帝制中国始终有大义灭亲事件,但都被视为一时一事不得已之“权”。儒家强调“权”之用,必须在更高层次上合于经,反对以诈行权,但行权主体要求过高、范围不明确,操作性较欠缺。法家则大力提倡权术,变阴谋为阳谋而广泛应用之。随着君权强化,大义几等同于臣民对君之“忠”,经法家权诈观推波助澜,儒家经权论有时充当文饰之具,君臣所实施的“大义灭亲”行为,有滑向“大利灭亲”的趋势。尽管如此,儒家经权论植根于人之心性,尚在持续发生约束作用,“大义灭亲”在整个帝制中国都未完全正当化。     

拨开历史的迷雾——斥“四人帮”鼓吹“让步政策”的谬论

“四人帮”是“让步政策”的鼓吹者。他们胡说“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梁效《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农民战争给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猛烈冲击……是形成和贯彻他们的法家路线的重要条件。”(柏青《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法家”的     

“四人帮”历史模式的翻版——评某教授的所谓儒法的“根本区别”

在“四人帮”古为帮用影射史学的吹鼓手中,我校某教授是个颇不寻常的人物。他不仅亦步亦趋,处处跟着“四人帮”的调子唱,而且还经常搞点“发明创造”,挖空心思地炮制出一些新货色,给“四人帮”的反动史学体系补空堵漏,为他们利用史学大造反党舆论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所谓儒法两家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家是‘厚今     

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母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并提出“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即使是傀儡,若与“民族主义不矛盾”,“傀儡就不但不     

批判“四人帮”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的唯心史观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梁效、罗思鼎之流,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打着“评法批儒”的旗号,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他们把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比作“儒家”,含沙射影地进行攻击和诽谤;他们无耻地把自己一伙打扮成当代的“法家”,借吹捧历史上的“法家人物”,来吹捧他们自己。他们炮制连篇累牍的黑文,刮起阵阵“复古主义”的妖风,向封建的帝王将相顶礼膜拜,为地主阶级涂脂抹粉,为封建的剥削制度大唱赞歌,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的唯心史     

儒家的外衣 法家的实质——评荀况的“隆礼”

荀况是先秦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强调“隆礼”,是荀况法家思想的突出特点。历代尊儒反法派歪曲荀况为儒家,妄图抹煞儒法两条路线斗争,无不抓住荀况思想的“隆礼”特点。包括荀况弟子在内的历代法家,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能透过“隆礼”的形式认清荀况的法家本质,也认为他是儒家。党内一些机会主义路     

汪伪政权是地道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

1940年3月,在日本占领区拼凑起来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最无耻的汉奸卖国傀儡政权。这早已为历史所盖棺定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些外国学者却认为:汪精卫集团的叛自投敌,不是“卖国”,而是同日本侵略者“合作”,寻找结束中日战争的道路,     

评“四人帮”关于吕后的三大谎言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大肆吹捧刘邦的皇后吕雉。在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她说:“吕后也是法家,吕后要作为单独一条突出宣传一下。刘邦死后天下可能大乱,吕后掌权没有乱,吕后很厉害,基本上执行汉高祖路线,主要是法家路线。”此后江青一再自比吕后,为她篡党夺权自吹自擂。“四人帮”还利用各种工具,刮起阵阵吹捧吕后的妖风。在“四人帮”词典中,吕后就是江青,他们宣传吕后,不过是掩盖他们反革命阴谋的一件光怪陆离的外衣。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年九月 关于韩愈、柳宗元的讨论综述

在“四人帮”大搞“评法批儒”时期,韩愈,柳宗元一被打成“儒家”,一被捧为“法家”,抑扬逾分,褒贬失实。粉碎“四人帮”后,学术界各抒己见,对韩愈、柳宗元重新进行讨论,学木研究正从昔日的混乱中走了出来。这里综合介绍一些重要的讨论意见。 (一) 关于韩、柳的政治态度     

阶级阵线不容混淆——评我校某教授鼓吹法家与劳动人民“都反孔”的所谓“共同点”

一九七四年六、七月间,江青为了篡党夺权,大肆鼓吹法家“对群众是爱护的”,是农民“代言人”的谬论。江青这番反马克思主义的屁话,可能是说得太露骨了,因此在这年七、八月间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尽管受到“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但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江青这个反动观点。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的我校某教授,却破门跳了出来,为江青的屁话打掩护。当然,教授先生对搞“理论”这一套要比他的主子高明些,他转了一个弯子就着眼在“共同点”上作文章。他说:法家和劳动人民“都反孔”,就“好象今天我们和第三世界国家,在反霸斗争上可以求同存异”一样。     

试论儒法对“刑罚”问题之分歧

儒家孔孟和法家虽然都正视刑罚对治国治民的作用,但两家的"刑罚"观却存在很大分歧。从三个方面分析儒法两家"刑罚"论存在的分歧,并探讨法家韩非子是如何在抨击儒家"刑罚"论的基础上建立法家绝对的"严刑重罚"论。     

论法家的德育思想

表面上看，法家曾猛烈地抨击和否定儒家的德教思想，明确宣布“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似乎法家绝意于道德教育。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都有一大套开展道德教育以治国安民的主张，所不同的是儒家着眼于“导”人心，道家着眼于“顺”人心，而法家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着眼于“制”人心。法家主张以法教代替德教，以法治代替德治，通过法制的宣传教育和实行，重新组建社会规范，以控制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其德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德育内容是强化法制意识；其德育目标是维护君权，崇尚法术；其德育方法是因人之…     

关于李贺的《秦王饮酒》

李贺是唐代具有独特成就的诗人。“四人帮”强迫李贺戴一顶“法家”的帽子,他们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李贺写了一首《秦王饮酒》,歌颂了秦始皇,秦始皇是法家,李贺自然也是“法家诗人”了。这个论证是荒唐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