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与方法研究

顾客满意度指数(ACSI)是一种基于顾客导向的组织绩效评价与测量体系。借鉴美国公共部门公众满意度指数模型,通过更换模型变量和调整结构,构建了一个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府服务公众满意度(CPSI)测评模型。运用包含服务质量、感知价值、公众期望等新变量在内的公众满意测评模型,对我国政府服务的公众满意度进行测评,将对于指导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规范化绩效标准建设,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公众参与认知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公众参与认知、态度与行为是公众参与最为重要的三个变量,然而三者的关系却一直没有清晰的界定和整体的考虑。以成都市城镇居民为样本,通过1359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和路径分析等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公众参与认知对公众参与态度有显著影响作用,公众参与态度对公众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作用,而公众参与态度在公众参与认知和公众参与行为中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     

政府透明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实证分析

政府透明是提升政府质量、实现政府善治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研究者们对中国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政府透明问题已经做了很多研究,但从公众感知角度进行的研究还不深入,对地方政府透明感知的刻画和解释也不全面。本文采用2018年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的数据,从公众感知的角度对中国地方政府的透明状况进行评价,并采用多层模型实证分析政府透明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公众对地方政府透明状况的评价整体上是积极的,但对政府财政和绩效信息公开的评价相对较低,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公众的政府透明感知在不同地区和城市层级之间存在差异,其水平高低也受客观政府透明度和个体特征变量的显著影响,是宏微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的研究需要继续探寻对政府透明感知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制度变量,厘清这些变量对政府透明感知产生影响的机制和边界条件。     

政府传播:公众信息反馈问题

公众信息反馈是政府传播中的重要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强化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 ,实现政府与公众的良好合作等 ,具有重要意义。从政府运作的角度说 ,公众信息反馈渠道的长短、信息传播渠道的容量以及信息渠道的多样性等 ,是制约公众信息反馈的重要变量。同时 ,培育公众组织也是提高信息反馈质量的基础性环节。     

公众资源节约与循环回收行为的决定因素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公众资源节约与循环回收行为（包括购买行为和购买后行为）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源节约与循环回收行为主要取决于四个心理意识变量：资源环境感知、资源环境知识、社会责任意识和个人消费观念。其中,前三个变量对购买行为存在直接影响效应,资源环境知识和个人消费观念对购买后行为存在直接影响效应,且购买行为对购买后行为也存在直接影响效应。这对政府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引导公众转向资源节约与循环回收的消费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借鉴。     

政府治理:以幸福为名——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中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政府治理与公众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政府治理对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政府绩效和监管质量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而法治水平则降低了公众幸福感;幸福层级和分群样本下政府治理及其子项对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各异;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间接传导效果明显优于直接作用效果。这意味着,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有利于改善政府行政办事效率,积极推进法治建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监管质量,以期满足不同层级居民的差异化需求,提升公众幸福感。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整体绩效评价中的公众满意度研究——以2007年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为例

"实现公众满意"是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体现,但公众满意度测量在国内目前的条件下却存在一系列社会性、技术性的障碍。本文将ACSI简单化设置,依据原点市场研究机构2007年4~5月针对广东121个县(市、区)及中山、东莞两个地级市的成年居民的定点随机拦截及电话访问调查数据(有效样本23777人),从地方政府绩效的视角,对广东公众满意度指数进行了推导计算及变量之间的交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广东仍处于"发展中"阶段,但居民收入与绩效满意度已呈现倒U型关系的雏形,如何满足不同人群对政府公共服务及公共政策的需求,是地方政府提升绩效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引流——基于平台技术可供性的研究视角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引流是目前慈善组织网络募捐最主要的途径,更是所有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中运营最成功的模式。社交媒体平台引流离不开平台技术功能的支持。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究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对公众互联网捐赠意愿产生的影响,深入分析平台技术可供性如何通过激发不同类型的动机从而有效影响公众捐赠意愿。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在提高公众互联网捐赠意愿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动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同时,不同维度的动机变量在中介作用上存在差异,其中个体内在动机发挥了最大的中介效应。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交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引流机理,对促进互联网慈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理性与情绪: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选择

文章通过引入情绪变量,系统地阐述了不确定状态下有限理性个体的行为机制。在信息不完备的领域,尤其在处于高速发展、剧烈变动以及制度转型的社会结构中,重视公众情绪变化与政府政策的相互作用机制和疏导机制,提高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这是降低转型社会中不确定性的重要保障。     

经济立法的效益——功能分析

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完备而有效的法律制度设计对保障交易活动公正、安全、便利地进行和避免社会变革的巨大震荡具有深远的意义。作为公众自由意志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理性概括,经济法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着主导作用,它在本质上是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效率的内在变量,而不是我们传统上预设不变的外生因素或可有可无的“事后肯定”机制。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角色和作用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对城市社会资源的一种分配,它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公众对规划方案的认可度。公众在城市规划中扮演自身利益代表者、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等角色。通过对公众角色的定位,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     

关注社会风险 增强互动互信

《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刊登的《“拆村并居”的风险解析》一文，作者以“拆村并居”中政府的决策程序为载体。以程序向专业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拓展为变量区分了传统法律风险决策与现代法律风险决策，并通过这样的区分提出了关于风险议题的“国家-公众”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同时，作者指出了提出这一分析框架的目的是基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来构建国家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互信，以减少政府决策的后续风险。     

“模糊语词”增效图式论

通过“模糊化”的图式来增进语言的效力，必须构建好简、众、活、雅这四个板块。简，“删削洗炼”，留下许多有意义的“空白”，使躯干凸现，真淳自见；众，“模糊语词”转化为群众的意念和行为，变成有口皆碑的公众语言和公众意识，活，指“模糊语词”具有变量性和随机性；雅，指“模糊语词”要表现得“高雅”，避讳粗俗。“模糊语词”是依靠语义的模糊性而获得思想表达的确定性。它的增效图式实则是由浅入深，软化生涩的专业术语，是引导读者对知识的应知、思考、转化的“第三只眼”。     

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中的信息公开制度

公众参与权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公众具有充分的知情权。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虽然对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做了规定 ,但却对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未做相应的规定 ,这将大大制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效 ,也制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真正形成。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就是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从而使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具有制度上的基础和保障     

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的公众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南京市617个样本的分析

器官供体来源一直是器官移植手术面临的重大瓶颈,而器官短缺也是全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围绕死刑犯的器官使用以及尸体器官捐赠中供体的死亡标准如何确定这两个器官来源中的重要伦理争议问题,我们对南京市617位居民进行了电话访谈调查(CATI),研究结果发现:社会公众对这两个伦理争议问题的态度差异较大,出现了明显的态度多元化倾向;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社会阶层和对健康知识关注程度是影响人们选择器官摘取死亡标准的显著变量,社会阶层对公众在将死刑犯器官用作移植上的态度有显著影响。     

论开放型决策模式下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

传统的封闭型决策模式强调权力对决策的主导作用,公众参与往往被忽视,不能彰显民主决策的内在价值。构建开放型决策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满足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公众对行政决策的实质性参与。为保障开放型决策中公众的实质性参与,需要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包括明确公众的范围,明晰公众参与的决策事项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明确对政府回应的要求等,以增强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公众廉洁感知的因子探析

公众廉洁感知的因子探析是科学清晰地界定廉洁内涵的基础。文章采用问卷调研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北京、武汉、福州、太原、银川、成都六个城市的1809份样本为基础,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公众廉洁感知是由三因素构成的,分别是公众对政府机构的廉洁感知、公众对立法机构的廉洁感知和公众对监督机构的廉洁感知。三个维度的公众廉洁感知评价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这一研究结论将对廉洁感知的测量起到重要作用。     

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价值缺失问题及其治理

民主化、科学化、公正化、效益化是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的基本价值诉求。然而,在实然层面却存在公众参与不足以体现公众利益取向、离决策价值目标存在差距、对决策影响力过低、不足以保障决策效用实现等价值缺失问题。实现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价值需要从几方面着手,其中有规范公众参与范围、健全公众参与制度、保证公众参与权利和提高公众参与效力等。     

基于因果关系的实验研究方法

实验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建立和证明两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为此,一项实验必须对被考察的两个变量中的一个进行操纵,同时控制其他变量对这两个变量的影响。以下对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主要是关于变量的操纵和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