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决定二者必须协调配合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经历了多次调整,但从政策实践的结果来看并不理想。为此,笔者提出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思路。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促进就业、控制失业率是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和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过多、结构性失业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是决定宏观调控成效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近年来,我国频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不断完善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从实践看,两个政策尚未达到协调的程度.改善的空间仍然很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对就业产生的实证效应来探索两者应通过国债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效结合起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投资方式,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就业政策配合;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搭配才能缓解就业压力,产生良好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宏观调控

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政府宏观调控的实践表明,我国宏观调控已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效果,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为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主体的权威性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国务院应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机构;应继续推进我国的经济转轨进程以提高市场化程度,同时要深化企业制度改革;要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目标,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并促其良性循环。     

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灵与重塑

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货币政策调控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它的作用效果并未受到任何的质疑,它对于货币信贷和投资消费以及物价通胀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是理所当然的,但当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出现问题时,如何判断货币政策的作用效率就缺少依据。据此,我们提出要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重新检验和审视,从市场结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入手来观察危机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实际效果,提出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调整与重塑。     

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

价格水平稳定是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之一。1998年至今,我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只有0.4%,总体呈现通货紧缩的状况,但局部如房地产、生产资料市场却出现通货膨胀,价格水平总体失衡,结构性局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宏观政策亟需调整。根据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ECM)与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货币政策在应对总体通货紧缩的有效性大于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短期对价格水平的影响不明显,长期对结构性调整有积极效应。鉴于此,我国下阶段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思路为:总量调节使用货币政策,结构调整使用财政政策;实行中性偏紧的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建立综合观测指标的货币政策,拓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金融危机前后中日货币政策比较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全球经济呈现衰退趋势.为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各国根据本国的特点制定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并采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在稳定物价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本文重点比较了中国和日本两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变化和两国采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差异,分析了两国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特点,并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时机、路径与政策研究

2009年11月15日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发表《新加坡宣言》：继续采取经济刺激政策。金融危机过后,各国经济复苏势头不稳,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未成主流,但各国政府仍出台了相关政策预案为退出计划做准备。由于经济刺激计划本身带有一定的副作用,退出机制不当将导致经济再次下滑。为此,我国应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抓住政策退出的关键时机,逐步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退出机制,首先暗中紧缩银根并配以温和的窗口指导,其次对外暗示政策转向,最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关于人民币汇率管理政策的思考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通货紧缩迹象.采取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对这一通货紧缩态势效果不明显,因而应进一步考虑汇率管理方面的改革,尝试利用汇率管理政策的调整来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汇率管理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关系的实施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各种效应及传导机制的影响更有益于目标的实现.加快人民币汇率管理体制改革,对人民币汇率向下进行合理幅度的调整.     

基于IS-LM模型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IS-LM模型是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中心理论,也是分析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有效工具.通过对IS-LM理论模型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本文认为在宏观政策效果分析中需要特别重视投资需求对利率的反应系数(即d值)和货币投机需求对利率的反应系数(即h值)的大小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用效果之间的关系.依据IS-LM理论模型,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从控制d和h值大小的角度分析了提高我国宏观政策效果的因素,通过计量分析我国总量增长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贡献,为我国不同经济失衡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的选择提供建议和方向性指导.     

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理论机制与效果——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银行相继实施了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统称为"非传统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在理论上有"时间轴效果"、"资产再配置效果"等效应,提供了在特殊情况下新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日本非传统货币政策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对景气复苏和物价上涨存在一定影响,但长期效果并不特别明显。与全时期相比,2009年之后新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也存在较为清晰的政策传导路径。货币政策作为短期宏观调控手段,能否持续实施并达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是非传统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货币政策的系统性探析

从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下滑到2010年为应对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物价上涨,政策当局频频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对过去政策的反向调控并不是对过去政策行为的否定,关键是从政策目标的确定到政策的退出是否有利于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为此,我们从货币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传导渠道、政策有效性及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等方面对货币政策进行系统性探析,以明确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机理并指出经济背景变迁下政策未来的调整方向。     

积极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政策取向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近期宏观调控经济的基本政策,已取得了一定效益.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但仅以增发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局限性,而减税在弥补扩大投资的局限性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减税政策是"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应保持相对长期的稳定性,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 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 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 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但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宏观经济管理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实现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在改革初期和中期,我们更多地是通过改革来提高生产领域的效率,由此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属于供给领域的改革与管理;而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我们更多地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需求,来实现平稳高速增长的目标,主要属于需求管理。在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中,我国的总量失衡开始明显地反映出来,而在总量失衡的背后,则有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因此,简单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必须通过强化供给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西方需求管理政策给我国经济之启示

在我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状况下,借鉴西方需求管理理论以启动国民经济,扩大内需,是我国政府所采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在通货紧缩,需求不足的经济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政策工具的运用及政策的力度上,应考虑我国经济的特点及社会环境因素,不能生搬硬套。本文对我国宏观经济中需求管理政策的运用及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浙江公共财政民生投入研究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扩大内需还是保障民生是我国十多年来财政预算或政府投资面临的选择困境.本文认为"扩大内需保增长"是具有GDP导向的政策目标,与保障民生目标既有一致性,亦有冲突性.本文借助浙江省地方财政民生投入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扩大内需保增长"型财政政策并未对浙江民生投入产生显著的"排挤效应",并且各地区民生财政投入的地区不平衡性较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对进一步完善地方财政民生投入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上述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和保障民生投入具有政策借鉴意义.     

加强宏观调控是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主要包括计划调控和市场调控两种形式。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要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受到宏观调整地制约。在旧体制下,由于排斥     

论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快建设现代财政金融体系,强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全面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和组织体系,完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体系,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为牵引持续优化政府服务,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好结合。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坚持以国家发展规划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战略导向,坚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精准性和前瞻性,坚持构建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治理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坚持构建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各方面目标优化、分工合理、紧密配合、高效协同的政策体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中国式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是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对宏观经济领域经济规律的新探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吸收了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但却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宏观调控理论。     

论经济安全运行与政策取向:基于欧债危机的视角

欧债危机表面上是人口老龄化和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实质上是美欧两大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是部分欧洲国家在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方面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虽然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因,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老龄化趋势导致高福利政策难以持续、缺乏有效的监管是导致和加剧欧债危机的内在因素。欧债危机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要审慎、协调使用宏观调控政策,合理把握经济刺激政策的力度;应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通过多种手段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富民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加快福利制度建设和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应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力量构建多重社会保障体系。     

关于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若干问题的分析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2年我国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我国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多税种并用、多手段并举、多环节并促的特点,这一政策在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鼓励和扩大内需、引导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产生了积极效应。从动态上看,减税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培育了新的税源,为国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