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跨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呼唤学术的独立品格

跨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呼唤学术的独立品格谭邦和１９９６年９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乌鲁木齐主持召开了“跨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以《２０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初议》的文章与会（见会议论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１９９７年１１月新疆人民...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万叶集》诞生的中国文化背景

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万叶集》是一部规模宏伟的和歌总集 ,然而它却是中日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的产物 ,从书名的由来、分类、汉诗作者大量参与以及对汉字的借用等方面都可见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联。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评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朱维之的《基督教与文学》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而美国学者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则是该课题的奠基之著。进入90年代,国内先后出版了《十字架下的徘徊》、《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旷野的呼声》和《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等四部重要专著,打破了这一课题研究中的长久寂寞。这些研究或将宏观视角和微观分析相结合,或从宗教文化角度观照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或以自己的研究填补现代文学史领域的某些空白,或进一步拓展该课题的广度与深度,形成了在文化传布和影响下的深入探索。但更为宏观和理论化的研究、文学本体的研究和与同类现象的国别比较研究等,仍是该课题所需要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与重构--评王泽龙教授的《反思与重构》

自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出版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已有50余年，其间编写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计其数。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史。文学史的书写历史与学科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反思中重构的历史过程。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的著作《反思与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综论》（以下简称《综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对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体现的文学史观作了自己的阐释。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分期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断代与分期应当根据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主要体现于文学叙事结构的发展变化.本文认为,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20世纪初的1903-1905年,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叙事结构上的断裂是1985年,据此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始于1903-1905年,中国当代文学始于1985年.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前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后现代性.     

蒙文中国古代文学史及蒙汉合璧中国古典文学概述

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长足发展,并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汉文学,源远流长,硕果累累,成就卓著。蒙文中国古代文学史(下文简称《史》)和蒙汉合壁中国古典文学(下文简称《合壁》)是根据《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大纲》,以适应民族高等院校公共必修课的教学及民族高等院校成人教育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史》对每个朝代政治经济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分析了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发展等。在编写过程中,主要以1992年再版的由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基础,参考其它各种版本,并吸纳了近年来发表的文学史方面的重要…     

《中国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

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已经有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近十多年来,基于对文学史著作中长期占主流地位的教科书模式的反思,学界在重新建构文学史的问题上探讨尤勤,诸如“悬置名著”、“进入过程”、“大文学观”、“话语体系”等,都是与之相关的颇有价值的思路。由知名学者陈文新教授主编的18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以下简称《编年史》）,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以编年体的形式重新建构文学史的一次尝试。     

《诗经》中弃妇形象的价值

在中国古典文学人物长廊中,有许多弃妇形象。《诗经》是弃妇诗的滥筋,其中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弃妇形象·这些形象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在文学史上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思想认识价值和道德审美价值。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中国文学史》修改中的几点认识

正当我们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中文系1955年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修改本出版了。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著作,是在去年国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的产物,也是一年以来空前繁荣的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获得的积极成果的产物。全面而深刻地研究我国文学史,正确地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科学地分析与评价作家和作品,从而使我们更好地继承我国文学的悠久的优良传统,使文学史紧密地为社会主义     

重构德意志文学史——艾辛多夫《德意志文学史》与19世纪德意志的宗派问题

晚期浪漫派诗人艾辛多夫的文学史著作《德意志文学史》在19世纪德意志新教与天主教对峙的语境中,针对新教方面的文学史中不断涌现的民族意识和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审美观念和文学史观两个维度,反拨了新教地区知识分子撰写的文学史中对文学自主性的片面强调和对魏玛古典文学的经典化,以天主教立场重构了德意志文学的流变脉络。     

外国文学研究的新开拓──读黎跃进《外国文学新论》

20世纪正匆匆逝去,21世纪已迎面向我们走来。在世纪之交的时期,我们这些在高校从事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的人,该如何迎来送往？总结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更新思想观念,在人性的基础上、文化的深度上力求与世界接轨,不少有识之士已开始行动。文学史的重构、文学名著的重读,已成为普遍的呼声。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领潮流之先,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国文学研究却至今仍显冷清,尚无引人注目、令人振奋的著作出版。黎跃进的新著《外国文学新论》（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适时出版,给冷…     

认识施蛰存

施蛰存不但是 2 0世纪 3 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领军人物 ,而且在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碑版整理方面都卓有建树 ;他长期编纂《现代》等文艺刊物 ,对祖国文化的继承和创造 ,作出了贡献     

中国文学的路——谈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本文记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经过,介绍了章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课题的意义,评述了章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几个重要特点和学术价值。     

《我是猫》的中国文学元素运用及其意义

夏目漱石在成名作《我是猫》中,通过引用、化用、临摹、整合等方式,运用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材料,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体现了夏目漱石很高的汉学造诣。将《我是猫》中中国古典文学元素的运用,还原到明治时代,联系夏目漱石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夏目漱石创作的独特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文学史撰述新的里程碑——从散文角度评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说来至今已逾百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或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脱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算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但是,实系国学概论,而非文学史”。其后方有同在1905年左右产生的黄人和林传甲各自的《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