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一项关于农村治理结构与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农村基层政权和社会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格局,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村民委员会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村民的意愿和利益。本文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农村治理结构的现状和“乡政村治”面临的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调适

我国现行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政村治,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然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及实施,这一治理结构的不适应性也越发明显。由此,改革这种乡村治理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构建一种镇政、乡撤、村派、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但构建这种新的治理结构需要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即法理依据问题、人员安置问题、财政负担与来源问题、村派机构与组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走向——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社"

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行政化、权力二元化、城市化等十大挑战.从"乡政村治"向"县政乡社"模式转换是一种必然趋势.乡镇直选、村庄合并、费税改革及乡镇机构改革等实践使"县政乡社"模式从构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论乡政与村治间的博弈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之一。在现实的村民自治过程中,乡政与村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博弈性冲突。乡政与村治间博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双方的权力竞略和利益诉求造成的。解决乡政与村治的博奕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达成双方共同受益的合作博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良性的权力对接机制,构建合理的利益流通渠道。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模式的历史沿革与反思

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但由于我国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和农业财政能力决定着基层政权的特性及其基本走向,致使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起,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应当加快建设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村级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长时段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是协同增长的 ,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运作范围的扩大、运作过程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运作水平的提高 ;社会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力的增强、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目前 ,国家权力主导乡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改变 ,乡村社会力量的发展很不充分 ,自主性不强 ,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以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来构建中国村级治理 ,既要以制度来规范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的方式和权限 ,又要重视培育社会自主性 ,壮大社会力量。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乡政村治”的博弈分析

“乡政村治”是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产生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冲突。本文试图通过对二者的博弈分析，找到一条道路。使二者能够实现良性对接。     

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演进与展望

“结构-过程”是中国政治分析的新范式。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整合性省察有助于对其变迁历程与演进前景作出更为深刻的判断。中国乡-村关系演进是结构与过程彼此调适、相互作用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变迁与乡村治理体制结构改革,在现实乡村治理过程中,中国乡-村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动态探索与渐进调适三个阶段。其中在初步形成阶段,中国乡-村关系主要表征为行政命令型,而在动态探索过程中,以税费改革为界,中国乡-村关系实现了从利益诱导到情感运作的逻辑转变。基于全新的时代特征,在渐进调适环节,新一轮结构与过程的互动促使合作逻辑下信任均衡型乡-村关系日益生成,并因其遵循乡-村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而成为了乡-村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对贵州省农村的实地调研分析

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机制的制度基础。对贵州省7个地州市9个县31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贵州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会计人员选聘机制不合理,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民主监督职能弱化,审计监督乏力;村级债务较为严重等。为了切实提高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水平,必须扎实推进"村财乡代管"制度,改革村级财务人员选任模式,健全民主理财监督制度,加强村级财务审计监督,并努力化解村级债务问题。     

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对贵州省农村的实地调研分析

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融资机制的制度基础。对贵州省7个地州市9个县31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结果显示,贵州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会计基础工作薄弱,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会计人员选聘机制不合理,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民主监督职能弱化,审计监督乏力;村级债务较为严重等。为了切实提高农村村级组织财务管理水平,必须扎实推进"村财乡代管"制度,改革村级财务人员选任模式,健全民主理财监督制度,加强村级财务审计监督,并努力化解村级债务问题。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型态——尝试一种理解乡土中国的政治理论框架

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 ,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四种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 ,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 ,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 ,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级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经济社会的结构化变迁背景下,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这可从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党员关系、村级党组织与其它组织的关系三个纬度进行评估。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包括村级党组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危机等权力性因素,又包括诸如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执政绩效、外部环境等非权力性因素。因此,要重塑村级党组织权威,必须要改革选举方式、协调不同关系、加强组织建设、夯实经济基础、倡导主流意识等,增强村级党组织的合法性权威。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