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枞阳县杨市村出土青铜器研究

1987年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杨市村出土的三件青铜器从形制和纹饰上判断,年代为春秋中期,带有明显的春秋中期江淮之间区域文化特色,为青铜鼎和青铜匜在安徽江淮之间发展的一个阶段。同时,这三件铜器也蕴含了中原、吴越文化因素,反映了多种文化在江淮之间的交融。     

吴国青铜器的发展、特色、成就

江南吴国铸造的青铜器，既受中原商周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又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地方个性。其发展序列可分为早期、中期及晚期三个演化阶段。早期因为吴国的建立，促使江南地区青铜冶铸业得到飞跃发展，铜器类型包括中原型、访中原型和地方型并存。中期吴国工匠成熟地创造出富有自身特色的器物形式，展示出鲜明的地方风彩。晚期吴国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跃居列国前茅，有她独到之处，在我国古代科学史上取得卓越成就。     

湘渌交汇区域的青铜文明

湘江和渌水交汇区出土的24件青铜器,融合了中原与江南的青铜技术,其铸造与装饰工艺达到了很高水平,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体现了商周时期这一地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证明了湘渌交汇区域是湖南商周青铜文明最早萌发并高度发展的地区之一.     

青铜时代巴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差异初探

摘要：巴蜀文明和中原文明都曾经历过辉煌的青铜时代,但二者的青铜时代存在较大差别,首先,二者的青铜礼器使用方式不一样,中原文明的青铜礼器主要是作为陪葬明器来使用,巴蜀文明的则主要用于大型的集体祭祀;其次,就青铜器的形制来说,中原文明的青铜器主要是“物”形,巴蜀文明的除了“物”形,最突出的是“人”形。造成二者青铜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其权力模式的不同,古蜀国是崇尚神权的古国,中原诸国则是崇尚王权的古国。二者权力模式的不同则又源于其所处文化生态环境的迥异,巴蜀文明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和奇异多样的动植物使古蜀先民形成了对神灵的崇拜,而中原文明则因相对单一的地形和便利的交流渠道更注重家族王权的传承。中原文明和巴蜀文明分别代表了中华文明中重物质现实和重精神信仰两种不同的文化基因,它们都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元。     

从侯马陶范看青铜铸造

侯马陶范是晋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陶范器型和纹饰上的种类已涵括了大多数已知的晋国青铜器。侯马陶范构建了中国当时的青铜文明,它对晋国青铜文化乃至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唐代以前广西冶铜铸铜成就简述

早在战国时期,广西就有骆越人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著名的铜石岭遗址说明汉代广西有了大规模炼铜业,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大量铜器,一方面说明广西与中原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另一方面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铜器,也反映了当时南越国冶铜、铸铜的精湛技术;三国到隋代,广西俚人、僚人大量铸造硕大的铜鼓,使青铜铸造技术达到一个高峰,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大量史实说明,唐代以前骆越人、乌浒人、俚人、僚人在开采铜矿、冶炼铜、铸造铜器方面都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吴越地区青铜剑史话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青铜冶炼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青铜器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对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青铜兵器是青铜时代耀眼的明珠,其中青铜剑最为引人注目.     

楚系青铜器发展的社会背景及特征性研究

商末周初楚国始立,由于生产力低下,青铜器的发展尚未成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地域的扩张,楚国逐步统占了南方。通过文化上的融合,形成了独特风格的楚系青铜器。在淅川下寺二号墓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楚国铜器,造型独具一格,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技术;受西周几何纹饰的影响,楚系青铜纹饰依从了周人纹饰的规矩排列,却在纹样上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浮雕、镂雕、镶嵌、铸镶等纹饰的工艺制法,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史上的最高水平。     

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文明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原文化具有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在龙山时代后期,中原龙山文化已经构成当时中国境内诸文化的核心,成为推动中国境内各种文化交汇激荡的摇篮,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形成进程。中国历史传说中的史前重大战争都来自中原地区部族的发展与扩张,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原文化可能是通过战争形成了它强大的发展态势和中心地位,从而直接确立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中的中心地位,使中原文化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主导力量。城邑、文字、青铜器等中国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最早出现于中原地区的文化演进过程中,成为中国文明形成进程的重要标志。龙山时代晚期发生的洪水侵袭及“大禹治水”的历史事件,不仅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水灾问题,而且加速了各部族间的联盟与融合,强化了中原集团的领导地位。历史上最早建立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均以这里为中心腹地,由此也可知中原文化直接推动了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     

“古代江南落后”的知识考古与文化阐释

在以中古时代"江南的开发"为主题的知识景观中,古代江南地区被描述为一片"蛮荒未化之地"。这不仅不符合这一地区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发现,同时也过分夸大了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春秋时代,长江以南地区在文明和文化创造上有很大的独特性,在某些方面甚至影响了同期中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中华民族在人类轴心期发生的"周秦之变",是导致江南与中原在文明上出现巨大差别的根源。由于在轴心期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不同,中原文化与江南在回应挑战时也有重要的差异。如果说,中原地区由于艰苦的生活环境而创造出儒家的仁学和墨家的兼爱,强化了社会的组织功能和群体原则的重要性,那么,在生活条件优越的江南地区,像这样的文明创造不仅不会受到赞同,相反还会受到质疑、批判和抵制。对"古代江南落后"进行知识考古与文化阐释,不仅有助于还原江南文化的历史真实面目,同时,也有助于深入认识和阐释江南文化的精神价值。     

韩国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对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借鉴

中原地处我国中心地带,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在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社会背景下,应以中原文化"走出去"为依托,借鉴韩国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的自身优势,制定出新的适应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中原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传承与保护同举，交流与融汇并行——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中原文化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但进入现代以来,传统中原文化却面临如缺乏地域文化个性,与现代河南经济发展脱节,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等许多问题,要打造有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中原文化,首先,要还原现代中原文化的实质所在,其次,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形成有效的文化网络;再次,要注重提升、交流与融汇,突出自身特色,塑造现代中原文化的新格局。     

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试论山东青铜乐器铭文的诗乐批评思想

山东地区出土的周代青铜器较多,而其中青铜乐器占据了很大数量。这些青铜乐器上的铭文蕴含丰富的诗乐批评思想,充分体现了周代山东地区诗乐思想发展的较高水平。深入研究周代山东青铜乐器铭文,可以深刻认知以诗乐批评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具体发展状况以及其中所呈现的地域特色,也可进一步探究周代中央王室与各诸侯国间诗乐思想互动的具体内涵。     

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及其动力原理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 ,是漫长曲折的逐渐融合的过程。文章试图从四个层面探讨这种文化的复合性 :第一 ,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区域的特征 ,在聚散分合的结构性张力中形成一个整体的景观 ;第二 ,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相认识、互相驱动、互相补充 ,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综合资源 ;第三 ,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边缘文化 ,没有模式化和僵化 ,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 ,为中原文化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异样思维与开放的活力 ;第四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 ,以原创推进兼融 ,以兼融壮大原创 ,形成一种造福人类的原创与兼融互为表里的历史文化哲学。     

礼——中华文明起源的首要标志

通过对中国中原和北方等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红山文化的代表牛河梁遗址分析,论述了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要素中礼是文明起源的首要标志。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五代十国割据形态的特征及其对统一进程的影响

五代十国与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相比较,在割据形态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一,五代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二,十国与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三,“保境息民”是南方割据政权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旨。这些割据形态特征对国家统一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原王朝的正朔地位,决定了统一事业势必由中原王朝来完成,只是待以时机而已。其次,十国对中原王朝政治关系的差异性以及南方割据政权“保境息民”政策,使得南方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避免南方率先统一而再次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从而加速了统一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