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情结——读程志华《熊十力哲学研究——“新唯识论”之理论体系》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当西方现代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学”的时候,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却在津津有味地重建形上学的“体系”话语。在西方哲学界,为了彻底变革以往的传统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已被当作一条“死狗”丢在一边,其中批判的借口莫过于对其“体系”封闭、僵化的不满,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破碎和颠覆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及传播。然而,作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熊十力（1885—1968）可谓大谈形而上学;不仅如此,熊氏对哲学体系的偏爱和执著,一方面投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投注了自己的感情和全部生命,另一方面把儒家本体理论之建构和民族尊严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联系了起来,成为中国儒学史上公开地以“本体论”的名目建构系统化、体系化的哲学“第一人”。     

自我的凸现与消弭──论熊十力哲学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解决

从总体上来看，熊十力哲学主要是一个本体论体系，由于熊十力哲学在根本上否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其本体论体系也就是心本论哲学体系，其核心是本心及其实证。本心即是本体，本心的实证就是本体的达致。实证是一个具有纯粹中国哲学本土特色的术语，意义略近于程顾所说“自家体贴出来”的色味．而不完全是西方哲学以经验证实为主的实证。这一实证，内在关联着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本文力图通过分析熊十力对如此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解决来窥其整个哲学之一斑。     

熊十力“新唯识论”评述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熊十力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他的哲学代表作《新唯识论》曾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解放三十余年来,我们对熊十力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本文拟对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主要哲学论点,作一粗略评述,以引起讨论。     

中国化的伊斯兰哲学和伊斯兰化的中国哲学——王岱舆“三一论”宗教哲学探析

王岱舆生活于明末清初 ,是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从伊斯兰思想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看 ,他的思想处于由经堂教育向汉文译著转变的历史转折点上。其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伊斯兰教教义上的认主学思想 ,其哲学体系以认主学为核心 ,属典型的宗教哲学 ,是苏菲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他采用以儒释回、以儒诠经的方法来构建其哲学体系。从内容及形式上看 ,其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伊斯兰哲学 ,而从民族和政治的角度看 ,又是伊斯兰化的中国哲学 ,与其他的儒、释、道哲学思想一起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以认主学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一 )“真一、…     

熊十力本体论哲学思想之刍见

熊十力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本文主要着眼于熊十力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思想,从"心物同体的宇宙本体论"、以"体用不二"立极和"翕辟成变"的宇宙生成论两个方面扼要地论述了其哲学思想,指出熊十力本体论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其理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即在哲学思考中,吾人所以生之理和宇宙所以成之理本为同一,故而人只能识证得此本体,而不可穷尽宇宙之所以为此宇宙之极理。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直觉论解析

早期现代新儒家是指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为主要代表。直觉主义是贯穿早期现代新儒家的一条思想脉络,是在继承传统儒学中重体悟的工夫修养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中的合理因素,以纠正当时西方科学理性主义过盛的流弊所形成的哲学方法;也是以本心或宇宙整体为研究对象,以内省体悟为主要形式,通过道德实践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即天人合一的道德修养的工夫论。直觉主义在早期现代新儒家哲学体系中的表述和地位不尽相同,梁漱溟和熊十力将其视为获得哲学真理的“根本智”,冯友兰和贺麟则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方法论,这种区别与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形上学基础有着密切联系。但他们均将直觉方法作为达到其最高境界所不可缺少的途径,这是其他哲学方法所不具备的地位。     

熊十力“明清学术史观”斠评

一、引言 中国近、现代哲学与明清三百年的早期启蒙思潮,有着内在的血脉关系.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曾分别盛赞船山、亭林、梨洲、戴震等人的早期民主思想.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典型代表人物熊十力,亦从明清三百年的进步思想家那里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他出入佛、老,泛滥于宋明理学及其他各学派思想,又吸纳了现代西方的哲学与科学思想,堂庑广大,气象雄博,在面对20世纪西方文化强大的冲击波时,努力激活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他本人所理解的儒家哲学的真精神,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另外一种典范形式(相对冯友兰的哲学体系而言).作为20世纪中国上半叶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表现出极强的生命感悟色彩.     

熊氏家学与船山易学：熊十力早期思想来源新探

熊十力的姓名字号,是其不同人生阶段精神追求和学思宗趣的符号化表达。以姓名字号为线索,重新释读相关史料,可知其族名“继智”、学名“升恒”、字“子贞”,表明熊氏家学有注重易学、崇尚义理、追求宇宙人生实感的特点。壮年时使用“健庵”“观生居”两个斋号,表明其对船山易学健动、生生两大要点的生命感通与哲学领悟。熊氏家学和船山易学构成熊十力早期思想的两大主要来源,在其“弃政向学”“由释返儒”两次人生转折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在熊十力所创建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中,熊氏家学、船山易学和佛教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既是其体系建构的原料,也是其涵化、超越的对象。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熊十力的心性论及其与梁漱溟心性论比较

一熊十力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奠基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熊十力主要讲本体论,而不大言心性情。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事实上,熊十力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最后都被归结于心性论。因为他讲宇宙本体论的用意与其说是一般地说明世界的本源,不如说是旨在说明人性的来源及其本质。熊十力哲学有两种不同的进路:翕辟说反映的是一种宇宙论的进路,其特点是由天而人;另一条进路是他有关“本心”、“性     

陈柱散文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及文学史价值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陈柱,一生著述甚丰。他的散文研究述及中国散文史、散文分类、散文创作论等诸多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散文理论体系。出于矫治时弊的意图,陈柱以“学术”内质和“文学”外式的体用关系构建了散文理论的基石;以此为基础,他尝试以“文言”和“质言”划分散文体类,探索归纳出中国散文的内部类型;与他的散文理论相呼应,陈柱将六经视为后世文学的源头,提出“体尊质衰”的散文史观。他将后世散文之弊归因于“尊体”的结果,主张以先秦文学为散文范本。陈柱以融汇经史子集的广阔视野来审视中国散文的历史发展规律,推动了后来的中国散文研究和散文史书写。     

“二元正义”的误区及反思

我国程序独立价值说或优先价值说是在打着"重程序"的旗号下,吸收国外的程序本位主义理论而兴起的,同时又迎合了审判实践的现实需要,即,为提高审判效率放弃客观真实,转而追求法律真实。然而,这也导致法律正义原本具有的"一元"属性被人为地割裂成"二元正义"——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这就违背了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从裁判者角度而言,程序正义是可以感知的实然状态,实体正义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应然状态;就当事人而言,他们的"正义"观念中无疑包含实体内容的法律正义。质言之,实体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内在生命和灵魂,程序正义则是法律正义的物化载体。而"二元正义"观以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各自独立为前提,必然造成程序正义的缺位,实体正义也将失去其外在形式和载体。     

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

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柏拉图把灵魂看作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通过灵魂论证理念的存在,而且使人获得对理念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反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但把灵魂提到原因、本体、本质、形式、现实的高度,灵魂还是优于高于肉体。柏拉图将感觉排除于灵魂之外,提出“灵魂三部分”之说,强调理性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坚持思维与感觉是灵魂的两种不同的功能(能力),两者与对象的形式同一,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更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乃至永恒不朽的主动理性;柏拉图(以正义论为核心)和亚里士多德(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虽然内容各异,但均根植于人的灵魂的本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所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灵魂：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对亚里士多德灵魂观的解读

借助于中国哲学体用范畴观照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分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命题极好地概括了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要旨.灵魂之体即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形式;灵魂之用即其营养能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运动能力等,作为灵魂的不同功能并非灵魂的不同的类,而只是其不同的部分.对于灵魂的每一种能力的说明,同时也就是对灵魂的最中肯的说明.     

论程颐易学对王弼之学的继承

《周易程氏传》是理学家易学的代表著作。《程传》作为义理易学的著作,其学术思想直接渊源于王弼。程颐《周易程氏传》与王弼《周易注》之间在易学的学术形态、体用关系、以人事明天道等方面有学脉关系。     

楚竹书《恒先》简说

《恒先》篇的诞生以及“恒先”这一范畴的形成,是对先秦关于道体学说的高度概括和创造性综合,标志 着道家哲学的新发展。其所提出的“自生自作”的宇宙理论,可以与《列子》、《庄子》的“自生自化”说互相发明,表明 战国时期的气化论思想已经相当成熟。     

“体用不二”与“中道思维”——熊十力“体用”论的发生学考察

"体用不二"说是熊十力哲学思想的核心.本文分析了熊十力此论得以产生的基础--中国传统的"中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哲学不将世界二重化为本体与现象成为可能.     

本体论的辩证困境及其转机

本体论的原初意义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形而上学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它必然是理性的超越用途。在理论理性的任何超越使用中,都会发生辩证法,从而使理性处于辩证困境之中,本体论也不例外。经过一代代学者的彷徨追寻,本体论最终转成了认识论,这成为了拒斥本体论的先声。在康德哲学中,实践理性领域的开辟为本体论的辩证困境提供了转机。     

论程序的实体化

与实体中心说所导致的程序工具价值论相反,程序中心说导致了实质正义被贬低的弊端。将公正的程序置于中心地位,只是为了平衡对实体权利的不适当的强调,而不是要放逐实体。程序必须回应实体、向社会开放评价的实体标准。因为实体为程序规定目标、并为程序构筑边界。诚然,程序实体化会带来规范内容的价值冲突和造成对程序的统一性、独立性和完整性冲击的风险。由于现代社会的制度正义取决于整个市民社会的个体觉悟和道德交往,因此,程序实体化所造成的风险的化解途径,在于通过公民教育与民主实践培养发达的公民社会。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