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小名“阿德”质疑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是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他的英名,永传后世。但是,他的小名却很少为人所知。民国《贵县志·卷十六·石达开传》记载:“阿德,其乳名也。”又:“父诫之日:阿德!是何足好?汝宜勤研制艺,庶掇     

“才财两富”说质疑

何谓“才财两富”?请看简又文的说法:“其(指石达开)初入拜上帝会,似是先因洪氏在贵县久闻其大名,且才财两富,特亲往说服之。”简氏于1943年著《太平军广西首义史》时已持此说,至1959年著《太平天国全史》时,说法仍旧。这就是说:石达开之参加革命,是洪秀全、冯云山去邀请的;为什么要邀请他?是因为他一有才干,二有家产。     

也谈石达开天京出走的原因

一 关于石达开天京出走的原因,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石达开是被洪秀全“逼”走的。“所谓‘逼’也者,非死即走耳!”洪秀全不仅“逐步夺石达开的权,而且策划杀害石达开。”所以“石达开离开天京以免杀身之祸,是情有可原的。”这就是说石达开不被“逼”走,就要被杀。对此,我不敢苟同,理由是: 第一,持这一观点的同志所凭依据有三:一是石达开出走《布告》中的“疑多将图害”句和《石达开自述》中所说的“洪秀全……疑心达开,有一并谋害之意”;二是《李秀成自     

“狗马病”辨

《学术研究》八=年第四期张蓁《狗马病》一文,认为:《史记·汲郑列传》:“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一句中,“狗马病”三字间有脱文,其原本当如《汉书·汲黯传》作“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愚以为失之武断。理由如以: 一、张文认为《史记》脱简,无版本根据。二、《汉书·汲黯传》上引句下,王先谦补注已指出:“《史记》本作‘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通鉴》从之。狗马病,犹言犬马之疾也。”而王氏未说《史记》脱简,仅将两说并存,并且为“狗马病”作     

对石达开集团的考察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 ,石达开已经是太平天国的第四号人物了。石达开集团包括知名的石姓族众 19人 ,“翼殿”属下约两千人 ,后来 ,归他指挥的多达十万余人 ,在太平天国史上举足轻重。对该集团进行考察 ,不仅从中可以看出石达开的功过是非 ,而且也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兴亡得失的内因所在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募兵训谕考”一文读后

《学术月刊》1963年第4期刊载了郭若愚先生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募兵训谕考”一文(以下简称郭文)。石达开的这件募兵训谕是有价值的文献,从郭文中见到原件的照片和著录,我作为太平天国史的爱好者和业余研究者,感到非常高兴。一份历史文件发现后,为了辨别它的真伪,笺释它的事实,说明它的意义,对它作一番考证分析,是必要的。郭文说明系“就原物作了考证”。但是,我在读完这篇文章以后,感到有一些意见和想法,需要提出来向郭先生请教。石达开这件募兵训谕的内容很明白:“招募兵壮,出力报效”。时间也很清楚,写明是     

中国知识者“志难酬”的哲学思考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出师未捷身先死、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传统知识者生命咏叹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从一生周游列国,“伤不逢时”的孔子;上下求索而最终“自沉于汨罗”的屈原开始,到“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贾谊、嵇康、李商隐、辛弃疾、龚自珍,连梁启超也有一首颇慷慨悲凉的《志未酬》;“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在现当代诸多学人中,我们也经常能见到这种复杂情感。这就是中国知识者特有的     

"照旧交粮纳税"与太平天国安徽农村政治——兼辨"石达开安庆易制"说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战略任务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与《天朝天亩制度》和天京粮荒并无关系。所谓“石达开安庆易制”并不是石达开主导意识下的创造性政策,而是杨秀清主持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具体执行。太平天国1853年到1861年的安徽农村政治,表现为太平军贵族习惯的非制度性征贡行为,不断破坏着制度性传统农村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     

由“句吴”说到干国的历史与族属

一史载周族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自号句吴”,至其十九世孙寿梦时“称王”,始为强国。然而,“句吴”究竟因何取名,其含义是什么?史家争议颇大。有的说是地名,《史记·吴太伯世家》刘宋裴骃《集解》引宋忠语谓:“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有的认为“吴”是国号,而“句”则为夷语之发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称:“句音钩,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左传》“宣公八年”孔颖达《正义》也说:“句吴,句或为工,夷言发声也”;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句吴。”如此,则     

石达开远征出走与投降问题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军事家,是革命事业的缔造者之一。关于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史学家对它存在着不同的评价。这里仅就他在杨韦事变后远征出走以及分裂、投降等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有些人不具体分析石达开之所以出走的真实原因和他远征的目的,一味从石达开出身地主阶级分裂革命的抽象概念出发,说他是“对革命的背叛,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甚至说是“革命的叛徒”。他们的理由仅根据想当然,认为石达开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企图独树一帜,另建帝业”。下面我们将针对以上意见进行研讨。     

关于“豳文”引文辨

薛理勇同志来信指出:本刊1984年第一期《豳风<七月>——鲁诗与鲁历的解决》一文引《汉书·律历志》中有“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并以此为根据得出“黄帝、颛顼历,据史籍记载,秦与汉初都施行过,月分也很明确”。 查此段原文是“后二十七年,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     

以“衣食父母”取代“上帝”

商家除了其商品质优价廉取胜外,能否招徕顾客吸引回头客,往往与对顾客是否热情有关。尤其是在供大于求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热情服务已成为市场竞争中的重要手段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商家常用“顾客就是上帝”作为热情服务的口号。目的是,要求每个店员对待顾客要象尊重“上帝”那样虔诚。可惜,在这句口号指引之下,效果并不理想。顾客遭白眼、受冷遇、被欺诈、挨宰者已屡     

“三句体”溯源

“三句体”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特指这样一些诗歌 :以三句组成一首完整诗篇的 ,如相传为孔子所作的《获麟歌》和刘邦的《大风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章节的 ,如《诗经·王风·采葛》和《越谣歌》 ;以三句组成一个意义层次的 ,如曹丕的《燕歌行》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长期以来 ,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一诗歌体式。据笔者所知 ,最早提及这一现象的可能是宋朝的严羽和魏庆之。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指出 :“有三句之歌。”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卷二《诗体上》中说到 :“有三句之歌 ,高祖《大风歌》是也。古《…     

“率土之滨”释义辨正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目前通行的各种注本,都把后一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成是“凡四海之内所居住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其中“率土之滨”被解释为“四海之内”,诸家均无异议。但是追本溯源,却发现这种解释颇有牵强之处。 这种解释的来源是毛《传》、郑《笺》和孔《疏》,主要是孔《疏》(见《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毛《传》:“率,循;滨,涯也。”郑《笺》:“此言……王之臣又众矣。”孔《疏》:“诗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尽近     

从无属动字与连字的关系看《马氏文通》语法体系中的几个问题

<正> 一汉语的动字和连字,本不应该发生很大的纠缠。在《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中,动字的“界说”是: 凡实字以言事物之行者曰动字。(卷一·界说四) 连字的“界说”是: 凡虚字用以为提承展转字句者,统曰连字。(卷一·界说八)     

太平天国性质略论——评简又文的“新封建反对老封建”说

简又文在他的巨著《太平天国全史》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的导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我遍寻一切可能有的史料,找不到太平天国内有任何资产的或无产的阶级性质或意识之存在。不知他们究竟如何能断定这(按:指太平天国)是‘阶级斗争’?”“岂以其太平军兵员多农民出身,遂称之为农民革命乎?然攻灭太平军之反革命的湘军兵员又何尝不是湘乡一带之农民?分明是农民打农民也。何况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辈皆当时的特大地主乎?”“又如他们的思想和建设仍是传统的封建的,不过以封建代封建罢。这又奚能说他们是‘反封建’?”简又文研究太平天国史半个世纪,把他这些观点不断发挥和宣传,至今仍有颇大影响,值得讨论和辩释。     

“束脩”与“志于学”

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又指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束脩”与“志于学”是否存在内在的关联呢?     

“云雨”与原始生殖观

一溯源在中国古代诗文中“云雨”是有特殊含义的。明清小说中“云雨”直接是男女交媾的同义语,并不是一般的比喻。例如:“二人相挽就寝,云雨之事,其美满更不必言。”(明·冯梦龙《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在唐宋诗词中“云雨”表示男女合欢更多地是以用典的形式出现:“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宋·柳永《婆罗门令》)“料得襄王惆怅极,更无云雨到阳台。”(唐·刘言史《赠童尼》)“才会云雨须别去,语惭不及琵琶槽。”(唐·方干     

“雀”辨

《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句,前人多释“角”为雀之喙。窃有疑焉: 第一,如毛奇龄《续诗传》指出,“角”乃鸟噣之锐出者,“雀”虽有噣而不锐出,因此仍是无“角”。第二,诗中“雀”“鼠”对文,理应并指恶物。国风中之恶鼠,可证之于《魏风·硕鼠》、《(?)风·相鼠》,而恶雀别无他例。《古今注》:雀,一名“嘉宾”,《说文》四“隹”部:“雀,依人小鸟也”,均不以为恶物,与鼠同列,有悖情理,且雀亦非“穿屋”之鸟。     

释“干戈戚扬”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传》曰:“戚,斧也;扬,钺也”,训戚、扬为兵器。今案“弓矢斯张”与“干戈戚扬”相对为文,弓矢、干戈之为兵器,其义不言自明。“斯张”非兵器,则与其相对之“戚扬”亦不得训为兵器。戚当读为越,二字古通用。《国语·齐语》有“宁戚”,《淮南子·道应》作“宁越”。《说文·戊部》:“戚,戊也。”《后汉书·崔寔传》注:“戚,钺也。”皆其例证。越字通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集注云:“粤,古越字”,是其证。《汉书·翟方进传》“粤其闻日”,注曰:“粤,发语词也”。戚即粤之借字,与斯相对,同为句中虚词。扬,举也,与张并为动词。“干戈成扬”,“干戈粤举”也。二句之义,即张弓矢、举干戈是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传》训溥为大,《笺》释溥为广,皆不以百泉、溥原为一地专有之名称。案古有以“某原”为地名者,如《大雅·皇矣》“度其鲜原”,毛、郑亦不以鲜原为一地专名,然《逸周书·